吴小龙：八年做一个诗歌主打的出版品牌
2022-01-13 11:01
吴小龙 出版人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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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出版是件理想主义的事情——对我而言，“大雅”就是最好的例子。从2013年开始酝酿，到2015年诞生，在这个以诗歌主打的出版品牌身上，我们倾注多年的热情和努力，这也才有所凝聚和绽放。尽管大雅面世至今七八年间颇多不易，但我仍愿意把这个过程称为是诗性的。我把大雅看做…
出版是件理想主义的事情——对我而言，“大雅”就是最好的例子。
从2013年开始酝酿，到2015年诞生，在这个以诗歌主打的出版品牌身上，我们倾注多年的热情和努力，这也才有所凝聚和绽放。尽管大雅面世至今七八年间颇多不易，但我仍愿意把这个过程称为是诗性的。
我把大雅看做一首“出版之‘诗’”，主要有三层意思：首先，诗是“大雅”出版的一个起点，也是它的一个鲜明标记；其次，就像人们常说的，诗如远方，它代表一个理想和无限的可能；最后，虽艰难，它仍超越了个人、超越了时间，指向一个无限“上升”的过程，一个从地面到天空、从匍匐到飞升的过程，朝向美好、纯粹的存在。在这里，我想作为亲历者之一，分享一下大雅的努力和尝试，讲讲关于它背后的故事。
出版是许多人心目中的理想事业，但我知道，很多编辑是一辈子都做不了一本好书的，从主观的愿望到客观的需求，其间并不是直线的。所以，从这种无力感到得到做好书的机会，是一次跨越，我称之为第一个“上升”。跨过这个门槛并不容易。在我快毕业、准备从事出版的时候，一个师兄就提醒我，说你可能这辈子也做不了一本你想做的书。对此我当时半信半疑，只要我有足够的热情，难道我做不成一本理想中的书？抱着这种想法，到出版社不到三个月，还在做校对的时候，我写下了自己人生的第一个图书策划：关于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的《捍卫热情》。为什么做这样一个选题？因为它所面临和解决的问题。波兰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有着极为惨痛甚至是毁灭性的遭遇，这样一个民族，在劫后余生面对的首要问题，是怎么承受战争的创伤以活下去的问题。而扎加耶夫斯基生于二战刚刚结束的时候，好像冥冥中他是被选中的：用他的作品回答这样的问题。而今天，中国读者还需要它，是因为，其实每个人都在经历一场战争，与生活、与自己的战争——生活的琐碎和虚无，自己的卑微和平庸，我们需要给自己注入勇气和热情。这是每个人都面临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作家，这样的书，当然是最好的，是应该推动出版的。亚当·扎加耶夫斯基，1945年出生于波兰，诗人、小说家、散文家，2021年3月21日，因新冠在克拉科夫逝世，享年75岁。
被扎加耶夫斯基感染，对第一个策划我也投入了巨大的热情：请了同学从北大图书馆复印了原版图书；请朋友翻译了一万多字的样章；颇费心思写了策划方案，这个方案是不达标的，但现在回过头来看，它是我写过的最为热情洋溢乃至滚烫的策划案……不过，这个让我度过了很多个不眠之夜的策划，最后还是流产了。这个结果其实可想而知：一个除了一腔热情，对出版一无所知的人，出版社凭什么做这样的冒险呢？我觉得这个失败是必须经历的阶段——出版需要一个准备过程：天马行空的主观意愿，一定要上升为出版的客观需要。幸运的是，三年后，也就是2013年，我们谋划推动的不是一本书，而是一个图书品牌。记得当时曹光哲总编、卢培钊社长、白竹林副总编、田珅，还有我，五个人讨论这个品牌一直到深夜一点。此时，大雅已经不单是个人的主观愿望了，我们具备了一定条件。就拿我自己来说，2010年底到出版社，做过刊物，做过主题出版，对出版已经有一定的理解，不再徒有一腔热情。同时，一个品牌并非一篇小文章，它是各方面能量的一个聚合，国家对社会效益、精品出版的强调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好的外部环境。再就是行业竞争对品牌的呼唤，出版社推出一两本好书是无法形成竞争力的，稳定的出版格局无法撼动，这就需要优秀图书的矩阵，需要品牌。我一直在关注国内的人文品牌，当时众多品牌风生水起，它们可以调动最优秀的资源，引导时代的阅读趣味，我觉得那真是图书品牌的黄金时刻，它们在给出版人以尊严的同时，无疑也鼓舞了我们的信心。加之，我所在的广西人民出版社也在思考怎么调整出版格局，于是，这样的一个品牌就水到渠成了。所以，大雅品牌是很多因素的奇妙交响，也是一个执念客观化的过程。定位、概念的形成，是一个务虚的过程，但也是决定性的，关乎品牌的方向和格局，我把它称为第二个“上升”。大雅品牌的提出，距我入行已经隔了数年，但对我而言，它的诉求与我们的原初动机——那个关于“捍卫热情”的初衷还是有些关联。出版首先要关注的，我认为是人的精神需求。今天，学科和分工越来越精细，我们对知识的占有越来越多，知识大爆炸。但当你面对毁灭性的灾难，当你对生活、对自己失去信心的时候，有哪门学科、有什么知识能教给你解决它们的答案，带给你信心和勇气么？好像依然没有。启蒙运动后，全球的价值追求更多地投向了对于自由民主平等的追求，它当然非常重要，是最基本的价值，但问题是，当它被放到最大的时候，也会遮蔽更多东西。显然，人们需要在这个基础上追求更多——信心、勇气、热情……以及更具包容性的德性。我们的诉求之一，就是为它做注脚，从知识上升到品格，从形式价值上升为内容价值，让我们成为更完整、更好的人。我们将目光投向了古代。古代会带给我们什么？一种完全不同的视野：在古代，中国和西方对人的德性都有极高要求。比如西方学科分立的鼻祖亚里士多德，他开创形而上学、物理学、政治学等，但他的分立原本是希望更好的打通，希望通过通识教育落到人的德性、人的整体提升上来。柏拉图对话录更是如此。至于苏格拉底说“美德就是知识”，这全然不同于我们今天对于二者的定义。西方古典教育是这样，中国甚之，比如儒家，基于道德的内圣外王是它教育的核心：外王，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一个情理合一的牢靠的德性基础上，一步步往外波纹一样扩散，最后建立一个非常稳固的社会秩序，这是社会伦理层面的有力支撑；内圣，就是德性是可以无限上升的，尽心知性知天，你通透了你的道德心就能了悟有超越维度的天道——中国一直没有严格意义的宗教，就是因为这个超越的向度。这就是中国传统所理解的有德性的人，完整的人。2013年6月，我们开始立足这个定位着手品牌名。最开始有不同方案，比如“天圆地方”等，后来，我们考虑了更多，并最终将目光移向《诗经》。作为六经之首，中国古代人文教育的起点，《诗经》中的“大雅”与我们的诉求不谋而合。“大雅”原为皇室的一种高端、雅正的音乐，后来它成为一种品格和德行的代名词——它是建立在中国古代内在自省与外在实践的基础上，对品格的整体建立和综合诉求。由之，“大雅，为一种品格注脚”，作为我们的品牌沿用至今。标志的设计呼应了这个诉求，四本书，一个古鼎——在古代，鼎主要用于祭祀，用于沟通天人之间的关系，它代表诚信和大德……这些，都是与我们的诉求吻合的。“大雅”，就像这个名字给人的直观感受，也像我们希望“大雅”能塑造的，明智、温和、中正、谦谦君子式的，它是积极正面的，是平和安静的，但也是有态度有性格的，明智意味着清醒和洞察，就像诗句“大雅久不做”所寄寓的，它有着基于正面能量所焕发的批判性和否定性。从无名到知名，我称之为第三个“上升”。我们当然不希望“大雅”默默无闻，在品牌名确定的同时，我们就在思考如何让它为大家所知，形成影响力。尤其是怎样发出第一个声音，极为关键。我们的第一个做法，就是从诗歌切入。为什么要以小众诗歌切入呢？首先是国内出版的格局，板块已经非常精细，但诗歌出版还没有哪家形成绝对优势。其次是市场的潜力，诗歌虽然是小众读物，但中国人口基数大，做好了绝对数量也不小。再就是出版的资源，国内外顶尖诗人非常多，这意味着品牌的可持续性。我们还考虑了投入的成本，不比其他竞争激烈的板块，诗歌意味着较小的投入，意味着较高的容错率。这些，都是基于出版策略上的考虑；而最关键的，正如前面说到的，来源于诗歌本身的价值。孔子说“不言诗，无以言”，在中国古代，六经中诗是被置于首位的，是学习和教育的起点。而作为一种艺术，诗歌是语言的理想和极致，冲击力最强，因此，教育也是最有效的。而且，冥冥中总有种种神秘的因缘在背后推动我们。当初我们关于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的选题流产了，但时隔三年，另一个波兰诗人辛波斯卡却点燃了我们。她的《万物静默如谜》一年即销售十多万册，成为出版爆品，它让我们看到小众读物诗歌的市场，成为当时引发我们做诗歌的一个重要引线。价值大，投入少，可持续，市场潜力大，可以很快产生品牌影响力，于是，诗歌出版作为大雅首选就更顺理成章了。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的诗集《万物静默如谜》曾创下诗歌图书出版市场上的销售奇迹
以诗歌切入，如何亮相非常重要，因为一旦被淹没，对于一个处于尝试阶段的品牌而言可能是致命的。那么，如何在众多出版物中浮出水面，让品牌迅速为读者所知？我们尝试着做了一些努力。首先是诗人和作品的选择。面向市场，确保质量，知名度当然很重要，比如我们确定的第一部作品《白鹭》，是诗歌最高奖普利策奖获奖作品，作者沃尔科特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布罗斯基称他为“英语世界最伟大的诗人”。我们还考虑代入感，比如史蒂文斯，他和我们一样，是日常上班下班的公司职员（副总裁），他害羞地隐藏起自己的诗人身份，是一个偷偷写作的“抽屉诗人”。我们也关注话题度——虽然带有几分无奈，比如曼德尔施塔姆的流放，普拉斯的自杀及与休斯的传奇婚姻，等等。我们也考虑译者的知名度，寻求诗人加翻译家的结合，注重译者对翻译的认真程度。神奇的是，种种辗转之后，我们找到了当初推动大雅的“引信”——《万物静默如谜》的译者陈黎成了我们《精灵》的译者。此外，我们也考虑了图书亮相的形态。一个不知名的机构出版一两本诗集，是无法唤起人们的注意的，所以体现存在感的丛书形态——“大雅诗丛”就成了选择。我们考虑了可持续性，考虑了调动资源、关注度，以及后期的宣传推广，考虑了原创和引进搭配的图书结构，所以除了外国卷，增加了国内卷。国内诗歌出版难度大，但优秀诗人和诗歌作品很多，所以我们推出了非常优秀的雷武铃、杨铁军、席亚兵、王志军、谢笠知等5个诗人的作品。这样，大雅的第一个品种“大雅诗丛”，就成了拥有国外卷、国内卷两个系列共9个品种的图书矩阵。我们宣传推广做得艰难，但是扎实的。通过作者译者，我们邀请了很多名诗人如王家新、臧棣、蓝蓝、姜涛、冷霜、周伟驰、张桃州等，来帮忙站台宣传。我们还借力一些诗歌机构的能量，比如说北京大学新诗研究所、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南宁自行车诗社等民间诗歌团体，一起主办了好几场地面活动。活动也有考虑，第一场整体露面，在北京单向街书店做了一场针对“大雅诗丛”的活动；第二场针对单本诗集，在北京言几又书店做了一场针对《白鹭》的活动；我们还邀请台湾诗人陈黎到南宁，在西西弗书店做了一场《精灵》的活动，并在图书馆做了第一场“大雅文化讲堂”。2015年，大雅在北京言几又书店举行的《白鹭》分享会
这一切，对入行不久且没有市场书经验的我来说，每一步都是异常艰难的。不过，我们是幸运的，大雅在圈内迅速获得了认知，产生了不错的效果，获得了很多好评。我记得有一天，素未谋面的广西诗人黄土路兴冲冲地跑到我办公室，他说：“你们出了一套像金子一样闪光的书！”这真是令人欣慰！一个品牌不是一两本书，也不是一两个系列，它需要持续更新，具有持续的影响力，所以“大雅诗丛”浮出水面后，我们尝试对品牌进行夯实。品牌线的拓展，就是从小到大的过程，我称之为第四个“上升”。2013到2016年，部门就两个人，2018年增加了两人，加之要承担其他任务，所以出版节奏是比较慢的，但我们还是进行了拓展，几年积累，图书逐渐增多，形成了一个比较丰富的“大雅家族”。首先是诗歌领域的拓展，这是大雅的主打。“大雅诗丛”第一辑让我们发出了自己的第一个声音，反响蛮好的，这是大雅品牌的一个优势。所以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巩固我们的优势，夯实诗歌出版品牌。最直接的拓展就是“大雅诗丛”，虽然国内诗歌市场有限，但我们还是在2017年推出了第二辑，包括张曙光、臧棣、姜涛、周瓒、王强五位诗人的作品，继续汇聚丛书的势能。其次是做个人系列的拓展，“大雅诗丛”之后，我们不再跟热点、跟“风”，而将目光落到了对作者的认定上。我们学会了一个简便方法，通过一部作品判断所有的作品——即使是比较边缘的作品，聚焦于一些重要诗人做专做强做透，由一个作者拓展为一个系列。在形态上，我们希望克服国内零散出版的问题，从诗集扩展到文集、戏剧、日记、书信等，这对于读者系统深入的阅读当然是大大的利好。第一个尝试是“大雅诗丛”中的《白鹭》，我们以它为切入点，先引进了作者沃尔科特的史诗作品和唯一文集，后来又引进了他的戏剧集；此后几年，个人系列作为重点，我们又陆续引进了“希尼系列”“休斯系列”“洛威尔系列”等，都是大师个人系列，已经初具规模。做诗歌出版多年，我们发现国内对诗歌的理解问题不小，甚至是不少诗人、研究者说起诗来云里雾里，让人唏嘘。于是我们关注诗歌的读法，诗歌的标准。我们相信诗人是诗歌的真正谈论者，没有写作经验的人，对诗歌难有共情的理解。所以我们推出了不少诗人谈诗的作品，它们散落于“大雅文丛”以及一些个人系列。我们注重在实践基础上的批评，不过文德勒除外。她并非诗人，但被称为“诗歌的最好读者”，一辈子只做诗歌阅读和批评。也许是因为将本科所学物理学和新批评的方法融为一体，让她的诗歌解读有了崭新的视角和方法，她像面对自足的世界一样面对每个字、词，每一行，每一个句群，由此谈论结构、修辞、意义。于是一切都如磁石一样充满了吸引力。这无疑就是中国读者需要的，如果把这样一个作家全方位引进来，中国对诗歌的理解或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于是，着眼诗歌细读、诗人解读、诗歌问题，我们前后引进了她的8部作品，以“文德勒诗歌课”之名推出，也有了体量。我们做面向大众的诗歌、诗歌解读，乃是因为，从社会功能来说，诗对人、对社会的认识是最有力的，诗歌教育是最具体、最有效的教育。我们希望通过有效的诗歌阅读达到这一点，这是我们出版诗歌的一个野心。由此，我们以诗歌切入，逐步向人文社科领域拓展。2015年，我们就推出了“新师说”系列。做新师说乃因这样一个共识：对民族未来影响最大的，来自大学，来自那些最优秀的教师。但这种影响停留在学校太有限了，我们希望实现共享最大化，所以把大学里优秀的讲课稿整理出来，共享给大众读者，这就是“新师说”。基于这种想法，我们也将目光移向了国外，我们知道哈佛大学有一个著名的讲座，每年都会请某个领域内的大师做六次演讲，涉及音乐、诗歌、建筑等多个领域，于是我们就尝试引进了其中的一些代表作，推出了“哈佛大学诺顿讲座”，涉及诗歌、音乐、建筑等各个领域。我们希望未来大雅能够继续拓展边界，实现人文社科的全方位覆盖。几年来，我们也与伙伴们推出了“人文丛书”“异托邦丛书”等系列，涉及哲学、社会学、建筑学领域，还在筹划哲学家德里达和巴塔耶的系列作品。这里有些作者作品，如德里达是个解构主义者，乍看与我们的“大雅”不同。实际上，德里达所做的，是对几个世纪以来科学中心主义或说主客对立思维——深刻影响几代人头脑的固化认识方式进行的解构，他试图打翻那冰冷、僵化的东西，回到活生生的“在场”。这无疑深刻呼应了“大雅”的内在诉求。而就像海德格尔一样，通达它的方式最后落到了我们正在做的诗歌。他们让人的认知方式发生了变化，这其中当然有破坏性，但解构之后就是建构，是回归，回归于那熟悉又完全变化了的生活日常，以更好地生活。对于未来，我们保持着开放的心态，期待与志趣相投的伙伴们继续推动美好的发生。中国出版圈并不大，但是聚合起来可能性却是无限的，“爆炸”后它的能量有多大，对此我们拭目以待。当然，人的力量终究有限，想当年我们做“天圆地方”三到五年的计划，两三百种的体量，我想，按照目前的进度定然是无望的——你得承认你的无力：才做了一点点，人生就已至中途了。动机、概念都是务虚，出版的本质仍是回到每一本书：它看得见、摸得着，占据一个具体的空间，沉淀并检验你的思考、行动，一切。因此，我将这个最重要的过程，称为回归与接近出版本体的“上升”。要想获得生命力，你不能把书当作一个僵死之物，甚至不能把它当作一个建筑、一棵树，我一直把书比做人，一本书构件如同一个人的五脏六腑，每一个部件都不能有问题，而且必须和谐、有序，否则，人就会生病、会死，书也是没有生命力的。所以，我们的所有努力，就是最大限度地接近这个生命的本体，让它的“五脏六腑”保持健康。而书和书的不同，正如人跟人的不同——这个不断理解、接近本体的上升过程，是很难的。这种接近本体的过程，首先是内容上的。2013年我开始做主题出版，对比同行我们是成功的，收获了很多荣誉，很多“第一次”；市场方面也有飞跃。这类书，我们是深度主导，参与度非常高，编辑很多时候是以作者或导演的身份参与的。但是，这种参与方式，也决定了它们很难成为传世的经典。对于大雅，我们将书本身的价值视为唯一标准，对我们作为编辑的定位是不做主导，只是做好辅助。大雅引进书大多是经典，我们要做的就是尊重原著，呈现原本，回归本意，不投机，不哗众。但千万不要认为这很简单。比如《白鹭》80多页，翻译方面，译者程一身就说像从地狱里走了一回，还请了黄灿然、王家新、顾爱玲等多名诗人翻译家帮他核对。他“死”过一次，我也崩溃过，很多诗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句子，复句不断叠加、缠绕，对我来说太费劲了，但还是硬着头皮完成了，还请了师友参与核对。我们要求，意思的清晰、准确是前提，避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朦胧翻译”；除了准确性，也有节奏、气息、韵律等的要求，杨铁军老师说《奥麦罗斯》修订了五次，乃至“翻伤了”，调整的就是语气，因为没有好的呼吸诗歌就死了。另外，我们杜绝无底线追求市场和速度，改书名、删内容等对于原著的损伤，是违背我们初衷的。引进作品要做到尊重原著是艰难的，原创作品用力处不同于引进作品，也颇多不易。比如《庄子哲学讲记》，这本获得过年度“中国好书”、中华优秀出版物提名奖的书，初稿到后同事看后第一时间的判断是，出版不了，因为语言、结构太乱，很毛糙。但是，我觉得它的“毛坯”是好的，甚至是无可取代的，因为作者是研究、讲授《庄子》的名教授，国内超越他的并不多，这个课也是颇受北大学生欢迎的。至于形态上的“毛糙”感，讲义是难免的。后来，我们就结构、行文、语言等方面提了修改意见，正式的出版物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的工作当然仍然只是辅助，但需要付出极“不自然”的努力，才能让书归于“自然”。书是一种艺术，接近本体的过程也有形式上的要求。我们对此投入的精力、时间不逊于内容。我们的原则是，为图书寻找“最合适的形式”。这个看起来非常简单的诉求，其实也并非易事，不同的书，不同内容、文体、文风，“合适”二字其实最难。而理解了它，其实“合适的花哨”是朴素的，而“合适的朴素”则可能是最具装饰性的。我们也形成了一个原则：如果做不到“合适”，我们往往选择后退一步，尽量保守、中和一些，不为博人眼球而出格。
国内不少诗集封面、版式做得花哨，这是缺乏对于诗歌的理解的表现，忽略了诗本身的形式对设计的要求。诗歌是形式感最强的，断句、分行、分节、押韵等极端讲究，而这也对图书的形式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尤其体现在版式上，除了诗本身的形式外，图书版式的很多形式附加都是多余的，是对诗歌的呈现和理解的干扰和损害。这其实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但因文体形式的隔阂，往往不好理解。所以，大雅的诗集在版式方面，追求大方朴素简易风，我们希望除了诗歌内在的形式，感觉不到其他形式的存在，不加任何装饰，不干扰读者对诗歌形式本身的体验。当然，这种“如无必要，切勿增加实体”的奥康姆式的形式要求，实现起来并不简单，为此大雅的诗歌版式经过了很多调试和改造。封面方面，我们最开始比较保守、温和，如《白鹭》首印就用的头像。然而，封面与内容一体，它们应该结合更多，所以重印时封面与内容有了深入契合。《白鹭》写于沃尔科特晚年，丧失感、死亡的情绪是笼罩整部诗集的基本情绪，他用“白鹭”这个意象来指代这个情绪。对此，设计师做了多次封面的尝试，但总感觉不够。千回百转之后，我们找到了诗集同名组诗《白鹭》中一首有挽歌性质的诗，诗里回忆他已去世的好友布罗茨基，追忆两人在游泳池边的一次谈话，谈到了博斯的一幅丰富、绚丽的名画——《人间乐园》。在这巨幅画作的一个小小的角落里，有一只被白色光环托起、跃出画面的白鹭——就是诗中提到的白鹭。它让整首诗、整部诗集，发生了内在的关联。这幅画，与全书的情感基调高度匹配，生与死、苦与乐、世俗到天堂，都在这幅画里打通了，对于封面而言，我们这才觉得：恰到好处！这幅画虽然太“花哨”了，以至于译者反对使用，但是我们坚持；对于这本书，它是极“简洁”的、合适的，没有任何累赘的东西。大雅系列的书，我们都希望能实现这样的结合。“合适”，是我们最朴实却又是最高的诉求。共享是最大的快乐，通过传播实现图书价值的共享，更是如此。出版的最后一个环节——宣传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扩大读者群体，扩大图书与读者碰面的机会，其实这也是一个让图书价值最大化的过程，而对于品牌、对于出版社，它的反哺效应、边际效应是无法估量的。这个过程，我称之为第六个“上升”。在宣推上，限于力量，大雅是比较薄弱的。回想起当初起步阶段，我们从零开始，资源和经验都是零，媒体和推广都是崭新的开始。那时，我是去图书馆找报纸刊物副刊上的电话号码，一家家去联系的。后面做活动联系书店、媒体也是。但就是通过这样的方法，渐渐有了积累，与传统媒体报纸、刊物、电台电视台有了联系，也得到了同事们的帮助，我们有了自己的公号、平台、站点，有了一些线下首发、分享会的推广，偶尔也做大雅讲坛，这样才慢慢有了认知。不过，大雅之所以能获得好评，我想最重要的还是来自大雅本身，一种人格化的魅力。书沉淀一切，诠释一切，你投入最大的愿念、最集中的专注力、最好的智力，持续不断落到实体书上，就能发生回响，最后形成自己的“人格”、性格和态度，有了自己的“执念”，而这是有魅力的。在此基础上，我们不断重复品牌识别，强化印象，统一品牌名、logo、广告语、公号、站点；统一设计风格，大雅的书不少，但实际上我们只请了两三个设计师；统一形式识别，包括版式、装帧、用纸，形成了属于大雅的“经典”风格。这样，我们在传统媒体、新兴媒体，线上、线下，图书首发、座谈、研讨、沙龙、签售、讲座等的宣传，即使力度不太大，但呼应起来，大雅就获得了自己的口碑。很多诗人、作者、评论家，核心读者，媒体朋友，对我们的评价都蛮高的，这其实起到了很大的营销效果。2015年，北京单向街书店开展了“大雅诗丛”面世后的第一场活动
各种合力让“大雅”获得了良好的效果。我们获得了不少官方荣誉，如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好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等，很多荣誉都是社里的“第一次”，这无疑让我们做事、做书有了更加便利的条件。此外，大雅图书入选了文津图书奖推荐图书、深圳读书月年度好书、《新京报》年度好书等各类图书榜单，这意味着公众以及知识分子对我们的认可，也因之更改了很多同仁的观念，我们出版社之前对此是没有概念的。媒体报道也很多，《新京报》每年都对大雅做了大篇幅的报道，多的达到了七八版。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诗歌翻译获得了国内认可，多本书获得了“傅雷翻译奖”“袁可嘉诗歌翻译奖”“诗东西诗歌奖翻译奖”等，攀上了金字塔的顶尖。这些效果，让我们的热情以及所有的努力有了附着物，给我们带来的变化是明显的，很多良性反应接连发生了。比如出版资源的升级，最开始真的很难，因为我们社鲜有引进书，我都不知道怎么联系版权，后来联系上了版代，也得不到太多信任和热情的回应。包括作者和译者也是，都在观察，看你究竟能做成什么样。大雅越做越好，于是一切都有了很大的改观，我们也有了选择的余地。合作方也是，我们现在正和知名品牌拜德雅合作，还有一些书店、出版商等更多的合作意向；媒体也是如此，有了一定知名度，媒体就开始找我们了，我觉得这些是特别大的变化。我们是清醒的，清楚小众出版的市场，但我们同样清楚经典能流传，面向零售市场，大雅系列书，如“大雅诗丛”“希尼系列”“沃尔科特系列”等很多品种近年陆续重印，多的印量达到数万册，进入了一个良性的循环，有了好的生态。而对出版社而言，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对出版认知的变化、态度的变化，很多同仁已经不像之前那样看待出版了，对自己的定位也有了改变，刷新了眼光。我觉得这是根本性的、巨大的提升。做出版，是通过图书和作者感知世界，一个充满万象的大千世界。世界并不总是让人乐观，但也有很多不同，比如大雅的诗歌，它攀登极限，带给我们精神的上升，它让我们笃定、确信，也让我们焕发——我称之为最后的“上升”。记得做大雅的第一年，就有诸多难忘的书人故事。比如黄灿然，他原本在《大公报》做新闻翻译，为了做诗歌（这多少与我们的《开垦地》有关），他辞掉工作，偏安于一个僻静的山村专事翻译。这位被不少人称为“诗歌翻译第一人”的诗人和翻译家，一度到了靠预支稿酬生活的地步，但他珍视羽毛，还是以极其严苛的态度，一本书一翻三四年！再如王家新，当晚做完《白鹭》的分享已经十点，我们吃饭时咖啡店都要打烊了。然而，王家新和我们聊诗聊翻译，越聊越起劲，仿佛忘记了时间，店员一次次催促无效，于是，咖啡店音乐不断飙升。当时，在那个小咖啡馆里音乐和人声交替攀升、缠绕，上演了一个颇为戏剧化声音“比高高”的奇异场面！再比如陈黎，他到南宁做《精灵》的分享，我得以亲密陪同他好几天，他已经六十岁，但是爬山步子极快，说话语速飞快，争论问题思维转换迅速，我一路上脑子和步子都需要小跑才能跟上。我感觉：他不是六十岁，而是个十六岁的小伙子！我每每震惊于大雅的诗人和译者们对于诗歌的热情和投入的程度。他们可以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忽略周遭一切，也因为这种沉浸，他们可以对抗生活的嘈杂，对抗生活的艰难困苦，怀抱僧侣般的苦修主义，挑战精神的极限！他们无疑带给人巨大的鼓舞：你会觉得这个世界并不那么糟糕，这让你怀抱信心。而这种精神的浸润，内在的浪漫主义，是有着巨大力量的，它不但抚慰人心，也会神奇地更新你的身体，让你成为一个年轻的战士，一个真正的赤子！这些，都发生在“大雅”推出的第一年，它是一个美好的预兆！事实上，更美好的因缘在后面接续发生。而经历越多，就越让人相信这个世界诸多神秘的存在，就像最开始，一个波兰诗人的熄灭，另一个波兰诗人的点燃，这一切，以及大雅的那些图书，让我们仿佛洞开了某个玄妙的临界点，透过裂隙，探知到了另一个世界的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