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曼谷唐人街的金铺柜台前，在广西民族大学泰语本科班的教室里，同一本棕褐色封面的《现代泰汉词典》正被不同世代的使用者传阅。这部收录逾6万词条的工具书，不仅涵盖“知足常乐”等充满智慧的泰语俗谚，还收录了许多与中国—东盟密切相关的内容，如“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亚太经合组织”等。在人工智能翻译席卷语言学习市场的今天，这部由中泰两国数十位学者历时近十年编撰而成的权威词典，正成为两国文化深度互鉴的“活化石”。
《现代泰汉词典》
2025年正值中泰建交50周年，由广西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桂教社”）出版的《现代泰汉词典》在两国文化交流中焕发新生。作为桂教社“东南亚国家语言辞书系列”的代表作之一，该词典于2011年正式立项，历经收稿、统稿、审稿、改稿、审读与十余轮校对，最终于2019年底出版。十年磨砺，硕果终成，造就了近三十年来泰汉辞书领域的里程碑之作。该辞书先后入选“2018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和“2013—2025年国家辞书编纂出版规划项目”。当多年心血付梓上市，捧着样书的编辑眼含热泪，百感交集，“很兴奋，也很想哭”。
依托区位，筑梦出版之巅
广西作为中国面向东盟的前沿门户和区域合作桥头堡，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与深厚的人文底蕴。早在2004年，时任桂教社副社长、副总编辑孙梅便敏锐捕捉到东盟国家语言文化出版的广阔前景，前瞻性地启动“东南亚国家语言辞书系列”的策划工作，带领团队陆续编辑出版了《新越汉词典》《新汉越词典》《新汉泰词典》等一系列双语辞书。
东南亚国家语言辞书系列
随着中泰两国在社会、经济、政治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双边语言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彼时，市面上可用的泰汉双语词典数量稀少，多为20世纪所编，内容更新滞后，难以满足现代社会语言学习和交流的实际需求。而语言本身也在时代变迁中不断演进，人们对语音、语义的理解与应用亦在持续变化。在此背景下，《现代泰汉词典》的出版正当其时，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
在主编人选的选择上，出版社展现出高度的专业性与远见。彼时，国内能够胜任泰语辞书主编的专家凤毛麟角。经过多方努力，孙梅最终联系到泰语词典界泰斗级人物——萧少云老先生。萧老先生是归国华侨，毕业于北京大学东语系，是语言学家季羡林的门生，曾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泰语翻译，长期担任中央领导人出访随同翻译，并于20世纪80年代主编了新中国第一部《泰汉词典》，在学界享有极高声望。“为了说服萧老先生出任主编，孙梅编审不辞辛苦，多次为此事专程到深圳与萧老先生及其家人会面洽谈，甚至自费登门拜访居住在香港的萧老先生。”桂教社辞书部主任陈文华如此感佩道。
青年萧少云（右二）担任周恩来总理翻译
除了强有力的主编团队，桂教社还集结了中泰两国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数十位教授、学者参与词典编写与审校，构建起一个老中青三代结合、跨国协作的编纂团队。通过中外合作的编纂机制，集中语言学、翻译学和泰汉对照研究的多方智慧，确保词条翻译的准确性、规范性与时代性，为打造高水准、高质量，具有权威性的双语辞书提供了坚实保障。
词典编写过程之严谨，也体现了这一项目的学术深度与出版品质。从宏观的词目结构、编排逻辑，到微观的语法标注、例证选取，甚至每一处标点使用与术语表述，编辑与作者团队都力求精益求精。面对浩如烟海的词汇资源，团队聚焦当代使用频率高、文化负载量大的词目，逐条考证词性、释义与语境，对泰汉语言之间的等值关系反复斟酌。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编校流程经历数轮统稿、审稿、修改与校对，不断打磨，最终成就这部6万余词条的权威工具书。
值得一提的是，《现代泰汉词典》自2019年面世以来，几乎年年重印。每一次重印，出版社都广泛征集读者、作者与专家意见，对词条进行增补与修订。每一处微调都经过严谨论证与推敲，使得这部词典在准确性与实用性上持续优化，始终走在时代语言演进的前沿。
匠心雕琢，淬炼词典瑰宝
在“东南亚国家语言辞书系列”项目初期便加入的陈文华，如今已在辞书编辑岗位上耕耘二十余年。而回忆起《现代泰汉词典》的编辑岁月，最令她难以忘怀的便是主编萧少云与龚云宝伉俪对词典编纂工作的倾情付出。
龚云宝主编工作照
这对学界夫妻结缘于燕园，共同师从季羡林先生，从相识、相知到相伴一生，携手共度风雨岁月。主编龚云宝女士长期参与词典编纂工作，积劳成疾，身患癌症多年。在词典编纂期间，她一直带病工作，“在《现代泰汉词典》进入编校阶段的关键时刻，龚云宝女士却于2019年3月22日不幸逝世。临终前，她叮嘱萧少云先生一定要坚持把《现代泰汉词典》完成”，陈文华说道。时年已87岁的萧老先生因悲恸过度一度病倒，整个项目也陷入困境。面对重重困难，编辑团队没有放弃。他们一方面耐心安抚、鼓励主编老先生，另一方面协调组织其余作者继续推进各项编校工作。正是这种集体的担当与坚守，使项目得以延续。
编辑与萧少云主编（中）合影
此外，将泰语精准转译为汉语也是一项从细节处见功力的挑战。一些作者对双语表达的理解可能存在偏差，编辑团队在组稿过程中必须查阅大量参考资料进行核对。
辞典编撰是一项旷日持久、系统繁复的工作。宏观层面，要明确读者定位、市场需求与编写宗旨；中观层面，需要把握词典结构、规模与词条设计；微观层面，则要严控词义、例句、拼写、读音乃至标点与体例格式。每一个细节都需反复推敲、精雕细琢。
编辑和作者召开词典编写讨论会
“作为辞书部负责人，这是我第一次负责如此大型的项目，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陈文华感慨道，“好在得到社领导的大力支持和老前辈的精心指导，让我学会了和作者打交道，协调作者、管理书稿以及统筹安排好各项工作。”
采访中，桂教社辞书编辑们一致表示，辞书编撰绝非把选题交给作者后等着“收割成果”，而是一项需要全程深度参与、持续磨砺心力的长期工程。
执着坚守，铸就文化丰碑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正深刻变革出版行业，不少图书借助AI手段大幅提升出版效率，一本书的出版周期往往被压缩至数月甚至数周。然而，与这一趋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代泰汉词典》这部小语种工具书——从立项到面世，耗时近十年，历经十几次编校与审读，其背后所体现的，是桂教社数十年如一日的定力与魄力，以及编辑团队全身心投入的坚持与执着。
《现代泰汉词典》签售现场
到底是怎样的定力与魄力才能让桂教社数十年如一日地投入支持，让编辑得以安心编书？“桂教社积累了一批优秀的编辑资源和雄厚的作者队伍，又地处中国面向东盟的前沿地带，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因此，不管领导班子如何更迭，‘东南亚国家语言辞书系列’始终是一项长期的战略工程。”桂教社社长石立民表示，“我们已经打响了品牌，建立起在这一领域的领先地位，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在石立民看来，做出版不能短视，很多工作都要提前布局，“就像我们从2014年前后开始布局民族古籍项目，彼时还没有政策支持。但等国家重视起来时，我们已经具备了深厚的基础，可以顺势而为，事半功倍。出版的意义，不仅在于出书，更在于文化交流——我们出访东南亚时，赠送一本用他们语言编写的词典，能让对方感受到被尊重，这本身就是一架桥梁、一份温度。”
对于辞书编辑而言，如果出版社只看重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那他们可能“早早就停止了”。《现代泰汉词典》从2014年完稿到2019年上市，中间经历了长达五年的反复校对与完善。纸稿上，用红、蓝、黑等不同颜色的记号笔标记的修改痕迹清晰可见，那是一道道沉淀着编辑心血的刻痕。
《现代泰汉词典》纸稿校样
工具书的逻辑不同于畅销书，它的影响力是通过长时间的曝光来实现的。而辞典编辑也很难像大众图书编辑那般在短期内看到自己参与的图书被印刷上市，更难获得市场与读者的即时反馈。他们唯有设立一个又一个阶段目标，默默推进每一环节。“东南亚非通用语种辞书市场小、投入大、回报慢，很难在短期内获取较大的经济效益。但是，在社里的全力支持下，我们还是顶住了压力，耐住了寂寞，用‘十年磨一剑’的决心打造出了具有显著社会效益的精品辞书。”陈文华说。2019年，《现代泰汉词典》终于完成最后一轮编校。然而，正式进入排版印刷阶段时，却又遭遇意料之外的技术难题：印厂的排版软件与泰文字体不兼容，涉及字体版权、格式转化等诸多限制。每一个字符都需要手动录入，难度可想而知。
“如果是英文，印厂工作人员还能对照字母敲出来。但他们并不懂泰语，只能依赖我们提供的文字版本。我们不仅要打好字，还要严格标明每一页的粘贴位置，否则就会出现跳行、断页、语意错乱等严重问题。”《现代泰汉词典》的编校人员之一钟秋兰回忆道。
在经历了重重困难后，《现代泰汉词典》顺利印刷出厂，拿到样书的那一刻，陈文华激动得几欲掉泪，“内心五味杂陈，很高兴，有点成就感，毕竟做了这么多年，书终于出来了，但更多的感受还是想哭”。
数字浪潮，守望文化之光
自《现代泰汉词典》出版以来，便获得了良好的市场反响。截至2025年6月，该词典已印刷5次，总销量逾万册，获得了读者的广泛好评。这部词典不仅入选“2013—2025年国家辞书编纂出版规划项目”，还是“2018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并以“优秀”等级顺利通过了国家出版基金结项验收评审，彰显了其内容质量与学术价值。
然而，在数字化浪潮席卷出版业的当下，语言学习的工具与路径早已不局限于纸质载体，小语种辞典的受众本就有限，加之编纂工作周期长、难度高，许多编辑也在思考工具书的未来。有编辑表示：“我们怕的不是被取代，而是后人以为冰冷的算法能代表一种文化的温度。”
面对现实挑战，《现代泰汉词典》编辑朱滔则保持理性与坚定：“辞书的形态历经多次演变——从先秦的简册帛书，到延续上千年的纸质辞书，再到如今的网络词典与App，形式在变，但人类‘记录、查阅、学习’的核心需求始终存在。电子化改变的只是知识的载体，真正决定一部辞书质量的，始终是内容本身。算法可以辅助，但无法替代人类对于语言的理解与文化的传承。作为辞书编辑，我们的职责就是确保内容的准确性和权威性。”
对此，石立民也表示，桂教社近年来在辞书融合出版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和尝试。“未来我们还会加大这方面的工作力度，力图开发出更多元、更现代、更符合当代读者使用习惯的数字化辞书产品。但纸质词典在短期内不会被淘汰，因为纸质词典也有其独特优势，如便于实时对比查阅、对视力伤害较小、具有收藏价值等，仍有一定的市场需求。我们应该抱持积极的心态，顺势而为。”
2025年是中泰建交50周年，《现代泰汉词典》作为语言工具和文化载体，在促进两国人文交流中起到了多方面的桥梁作用。对于一家出版社而言，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来出版一部回报周期长、市场回馈有限的工具书，显然并非“划算”的生意。但正是这种对文化责任的坚守，让桂教社赢得了应有的尊重。在区域优势的基础上，桂教社找准了自身定位，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家出版社对于语言传承与文化交流的使命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