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拉·本森，是一个不仅对大多数中国读者来说闻所未闻，甚至对当代英国读者来说也颇为陌生的名字。近年，随着香港大学教授黄心村的专著《缘起香港：张爱玲的异乡和世界》出版，本森这个和张爱玲一样有过香港旅居经历并影响了张爱玲的现代主义女作家，才逐渐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
本森在23岁时凭借大胆描绘武装妇女参政权运动的小说《我假装》（I Pose）登上文坛，在41岁英年早逝时已创作了九部小说（以及一部未完成的小说《蒙多斯》〔Mundos〕，于作者死后发表）、两部游记和多部短篇小说集、诗集。
[英]斯特拉·本森
当1933年本森因肺炎去世的消息传到英国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日记中写道：“一种奇怪的感觉：当一位像斯特拉·本森这样的作家去世后，人的反应变钝了；此时此地不再被她点亮——生活变黯淡了。”观其一生，本森踏着二十世纪初的现代化浪潮过上“世界流浪者”的生活，她积极参与其所在地的女性运动，探索女性身份的边界，可以说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新女性的代表；虽不是现代主义文学核心人物，本森也曾与伦敦的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交往。也是在最近十年，本森作品在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位置，以及与早期奇幻文学的发展和女性社会运动的关系，才在英国文学界渐渐得到重视，重版本森作品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在一百多年后，重看斯特拉·本森在“一战”的枪炮声中如何思考战争与奇幻和女性的关系，也许是认识这位经历传奇的女作家的契机。
斯特拉·本森1892年出生于英国什罗普郡，父母都属于受过良好教育的富裕乡绅阶层。本森从小体弱多病，经常受呼吸道疾病困扰。她曾在日记中这样写到自己的病情：“我坚持无视身体状况。既然治不好，那我也不需要什么改善了。就算我要死，也要尽我所能活着去死。”
1917年秋本森开始《独居》的创作，她目睹了惨烈的空袭。战争还看不到要结束的样子，本森的健康也在持续恶化。1918年的元旦，她在日记中写道：“世界已经丧失了继续维持真实的把戏。”被本森在卷首中宣称为“不是一本真的书”也不是写给“真的人”的《独居》，可以说就是在枪林弹雨的间隙中直面“真实”的反面——虚无和绝望时写下的。正如书中的一个人物所说：这场战争的起源是如此不真实、缺乏魔法，于是快要死去的魔法又重生来迎接它；“一个世界变得越糟糕，就会有越多的魔法产生来拯救它”，“魔法只会在缺乏激情的世界死去”。
战争与奇幻
长久以来，将奇幻文学挡在经典文学殿堂之外的一个理由是，奇幻文学是一种逃避现实，在魔法、女巫、骑士与龙的复古故事中追求美梦成真的懦弱文学。然而，若深究当代奇幻文学的起源，就会发现战争与奇幻其实一直相距不远。正如大卫·兰福德（David Langford）在《科幻文学百科全书》（The Encyclopedia of Science Fiction）中所说，战争的极端恐怖和残酷造成了一种“超现实”（surrealism）体验，已经超越了现实主义文学所能描绘的极限，而这种超现实感恰恰激发了很多奇幻和科幻作家的创作灵感。常被视为现代奇幻文学及其理论奠基者的J.R.R. 托尔金在“一战”期间参与过索姆河战役，有学者论述，前线的经历是托尔金创作中土世界正邪较量的起源，而“魔戒”系列以及托尔金以“创造第二世界”为中心的奇幻理论，正是在法西斯主义阴霾笼罩欧洲的“二战”期间诞生的。
魔法、女巫、骑士与龙在《独居》中悉数登场，但战争的现实从未远离。在故事一开头，读者就明确无误地感受到了战争的影响：六个女人在伦敦的一间屋子里开会，因为她们的国家正处于战争中，而她们觉得她们有责任让祖国继续保持战斗状态。战争不仅是小说故事发生的背景，也是情节的推动器。与逃避现实相反，小说完全不惮于直面炮弹下伦敦生活的真实肌理以及其中的不真实感，于是我们看到在教堂地下室躲空袭的人们如何感知爆炸：“它似乎在一秒钟和下一秒钟之间劈开了一个无底的深渊，于是人们好像是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身处一个受了惊又令人震惊的世界”；看到人们如何面对对死亡的恐惧：“她意识到，一切在虚无的大军面前，都不过是一小队毫无希望的守卫军”。而与现实主义的白描不同，加入了奇幻元素的描写，更是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将幽默、讽刺和荒诞并置的末日图景，将战争造成的虚无感暴露无遗——在地下躲空袭的活人与因为坟墓被炸弹掀开而误以为末日审判已降临的死人为邻，为占领道德高地而争辩。
在以魔法直面战争的惨淡上，《独居》可以说是开创了独一无二的“战时现实主义”奇幻。不同于托尔金的完全架空的史诗式奇幻，也不同于《纳尼亚传奇》那用一个入口将奇幻世界与现实世界隔开的奇幻，《独居》带给我们的是现实与魔法无缝衔接、水乳交融的世界——远在J.K.罗琳之前，本森幻想了一个巫师和“麻瓜”共处一片大地、同在一个英国的场景。我们看到女巫骑着扫帚飞过伦敦的地标，而巫师也要忍受贫穷和饥饿，也要作为普通士兵上前线。
然而，不同于《哈利·波特》的是，在《独居》里没有一个哈利做主人公带着读者渐渐融入魔法世界。《独居》是一本以“麻瓜”视角写就的魔法之书，书的主要角色是孱弱而又倔强的孤独女青年萨拉·布朗（其名字“Sarah Brown”的首字母缩写与斯特拉·本森一样都是“S.B.”），一个虽然与作者本人无比相像，却不断被叙事者讽刺和审视的普通人。因为有了萨拉·布朗这个魔法之外的视角，魔法明显与正常世界格格不入；又因为她是普通人中的边缘者，属于能够听到魔法声音的少数人，于是，魔法的天真自然又把维持现实运转的中产阶级道德和行为准则反衬得越发荒诞可笑。同时，小说中存在感强的叙述者会不断打断叙事，进行大段评论和分析，或是以英国人特有的“冷幽默”来不动声色地“吐槽”笔下的人物（这种颇具实验性的现代主义手法也许会让热爱《哈利·波特》的读者吃惊）。叙事者介入产生的陌生化效果，将读者从沉浸式阅读中拽出，在故事的至暗时刻贡献笑料和讽刺，不仅突出了战争的荒诞感，也避免读者轻易认同故事中的人物，或是认同幻想世界中的终极善恶交战。
战争与女性
“一战”带给英国男性和女性的经验是不同的。大批男性应征入伍，空出的工农业岗位，尤其是军工业生产岗位，不得不由守卫家园的女性去填充。从这个角度看，“一战”确实赋予了英国女性（尤其是中产阶级女性）更多走进工农业生产、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机会。参与“妇女参政权”运动，加入“妇女田间军”进行农业生产劳动，到东伦敦的贫民区（在小说中化名为“布朗区”）租房生活，在慈善机构与底层人民打交道，这些斯特拉·本森本人的战时经历，在小说中都有所体现。
而作为奇幻小说，《独居》还通过女巫这个魔法世界的形象，幻想了作者所在的世界中女性还未触及的身份可能性：女巫作为志愿军参与了保卫伦敦的空战，直面德方的女巫战士。然而，这场在伦敦上空两个爱国女巫之间的打斗并没有给她们带来什么好结果，甚至引发了一场象征意义上的猎巫狂欢和火刑。考虑到本森在战前对“妇女参政权”运动的关注，这是不是作者对国家机器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容忍女性僭越性别规范的一种悲观的预测？毕竟，当本森开始写作《独居》时，英国女性还没有获得选举权，战后的《1918年人民代表法令》只赋予30岁以上具有一定资产的女性选举权（同时21岁以上的所有英国男性都获得了选举权），英国女性还要再等十年才能真正获得和男性同等的选举权。
除了探索战争背景下女性活动可能抵达的边界，《独居》正如其书名所示，也是一部关于女性独立生活的可能性与危险性的小说。1928年，英国女性获得普选权的当年，伍尔夫向剑桥大学的女学生发表演讲，阐述女性精神独立的物质基础，即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和一年五百英镑，这些演讲后来成为二十世纪女性主义思想的经典之作《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独居》探索的是女性刚开始尝试进入职业领域，想要探索空间上、心理上和经济上的独立时可能会有的痛苦和希望。处于《独居》故事中心的就是那家名字奇怪地叫作“独居”的公寓，里面一共生活过三个远离爱人、家庭和朋友的年轻女性：背离中产阶级背景而选择贫困的萨拉·布朗、未婚怀孕的底层女工皮奥妮和游离在任何阶级与规则之外的女巫。独居为这些各种层面上的叛逆者提供了暂时的庇护，但三个女人还是要各自独立地面对贫困、饥饿、病痛乃至不公的迫害。就像独居公寓的简章所说，选择了“独居”，就是选择一种忍受各种不舒服的生活，“独居”并不会为房客提供社交和友谊。在独居公寓的最后一晚，皮奥妮和女巫都不在身边，萨拉·布朗必须独自一人在黑暗中忍受疼痛，幻想友谊和爱人的安慰却求而不得：“这就是独居的可怕夜晚，但任何真正热爱这座房子与这种状态的人，都不愿用这样一个荒凉幽寂的夜晚去交换一个在温软之地被监视着度过的夜晚。”
也许这就是二十世纪初，刚刚踏上独立之路的女性必须付出的心理代价。独立并不是一条坦途，女性要获得独立，必须接受并爱上脱离了体制、家庭和男性的庇护后面临的不确定性。但只要是在独居公寓居住过的女性，就不会愿意离开它，正如女巫在故事结尾处对萨拉·布朗所说：“你怎么会离家很远呢，你是最大的家的居住者。你以为你毁掉了独居公寓吗？你以为你能逃离它吗？”1918年7月，在战火中带着未完成的《独居》手稿独自启程前往美国的斯特拉·本森，必须和最终孤身一人的萨拉·布朗一样，学会“跨进更广阔的‘独居’的大门”，开始此后十五年在世界多地的漫游生活。
——选摘自《独居》译后记
来源：漓江出版社
作者：符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