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我国首个图书发行学专业在武汉大学设立；1987年，设立编辑学专业；1998年定名为编辑出版学专业；2023年，武汉大学出版研究院由湖北省委宣传部、武汉大学、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共建，积极探索政产学研用多元融合的学科发展模式……
四十不惑正当时，百舸争流勇当先。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编辑出版学专业始终坚持与时代同频共振，创新人才培养方式，形成了多层次、高规格的编辑出版高级专门人才培养体系和兼容并包、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办学特色。
含英咀华育英才，桃李芬芳满天下。人才是实现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强国的战略资源，是衡量出版业综合实力的核心指标。40年来，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编辑出版学专业培养了万余名毕业生，他们或坚守初心，致力于出版高质量图书；或在发行一线，助推全民阅读建设；或满怀文化使命，围绕图书行业创新拓展，在自己行业中助力出版强国建设。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出版科学系发源于1983年由新华书店总店与武汉大学联合创立的图书发行学专业。1993年7月，图书发行学专业更名为出版发行学专业。1998年9月，武汉大学专业调整，中文系编辑学专业与图书情报学院出版发行学专业合并，专业更名为编辑出版学专业。1999年4月，武汉大学学科调整，图书情报学院与新闻学院合并，成立大众传播与知识信息管理学院，设广告与出版系。2000年8月，武汉大学与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湖北医学院合并成立新的武汉大学，大众传播与知识信息管理学院分拆为信息管理学院和新闻传播学院，信息管理学院下设出版科学系。2012年2月，经教育部备案、武汉大学批准，在出版科学系下开设数字出版专业，自此，出版科学系拥有“编辑出版学”和“数字出版”两个本科专业。2019年，编辑出版学专业获批国家首批“双万”专业。2022年，根据学科发展和专业建设需要，编辑出版学和数字出版两个专业合并为编辑出版学专业（数字出版方向）。
目前出版科学系已建成涵盖博士、硕士、本科教育和短期培训的层次完整的编辑出版学高等教育体系，有专职教师18人，其中教授11人、博导11人，各类高层次人才15人。出版科学系建立40年来，为我国出版业培养了万余名高级专门人才，现有在读本、硕、博学生200余人。
汪林中：坚守发好书、出好书的初心
汪林中，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图书发行学专业1983级学生，现任大象出版社社长。
从进入武汉大学图书发行学专业至今四十年，我深深受益于大学始终坚持的宽知识面培养，重实践和能力建设。武大图书发行学专业设立之初虽然设在图书馆学系但在学科建设上强调宽知识面培养，图书馆学自不用说，经济管理专业相关课程纳入其中，选修课更为丰富，专业课以出版发行机构具有丰富经验的一线专家讲授，让我们更深切地了解了行业发展状况。
时任校长刘道玉引领高校改革风气，对社会实践和能力培养非常重视，新华书店总店、湖北省店十分关注我们这个专业的建设，对于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给予大力支持。我自己最难忘的是与周清华、黄先蓉等同学创办实验书店，从资金筹措、建房、图书进销存管理等，凭着一股劲，硬是办起来了，每个同学参与到书店经营的各个环节，取得些微报酬，并给班级活动提供经费。罗紫初、吴平等老师以及经验丰富的发行专业干修班的大同学给予非常大的帮助和支持。我们的初衷是把书店作为专业的实践基地一届届传承下去，非常遗憾后来停办了，但当时学校、老师、社会全力支持的场景记忆犹新，这份经历弥足珍贵。
我们从大学毕业以后基本上分配到全国新华书店，往后到出版社、新媒体公司等更多更广泛的领域，但发行好书、出版好书始终是我们的初心，也因此养成了很强的市场意识和客户思维，在出版业市场化的变革中，一批批发行专业学生成长起来，逐渐成为出版发行机构以及管理部门的业务骨干或管理者，形成了出版业的“武大现象”。我想武大出版专业有今天的成就与这种学风和培养精神密不可分。发韧于武汉大学与新华书店总店的联合办学，如今的编辑出版学专业更加坚定和沉稳，过程有探索，有调整，但在出版发展的大潮中一直是弄潮儿，走在时代发展的前沿。现在每每看到武大校训“自强、弘毅、求是、拓新”，不再感觉是一句口号，而是深深的根植于灵魂深处的价值观，潜行于心。
出版在当下已经是一个广泛的概念，从传统出版到融合出版，从单一纸介质到多媒体、多场景呈现，出版的业态、传播和商业模式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出版如何运用新技术提升出版能力是目前出版面临的最大问题。出版的每一个领域需要研究、总结和提升，母校、母系在这方面有很深入的研究和积淀，希望聚集行业精英和丰富的实践案例，提供多种交流平台为业界提供理论指导。
出版越来越融合，更追求专业的纵深和跨学科培养，行业对出版人才要求也越来越高。
首先，从课程设置上适当细分，按照目前通用的教育、大众和专业出版分类，建议增加教育出版学或实务、大众出版学或实务、学术出版学或实务。
其次，从专业招生方面提高生源的跨学科基础，本科招生能够文理皆收，研究生阶段学科交叉非常重要，特别是有理工科、文史哲背景的本科生经过出版专业培养更容易与出版实践有效结合。
再次，在校企联合培养上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包括高校出版培训和交流、学生实践基地、联合课题研究、出版智库建设等方面。我也愿意尽绵薄之力，推动所在的集团和出版社与母校、母系有更多更深的合作。
蒋鸣涛：书店数字化为管理、渠道、教育、阅读服务赋能
蒋鸣涛，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图书发行学专业1985级学生，现任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在武汉大学奋笔疾书的时光中，积累锻造了许多无价之宝，影响深远悠长，最重要的有三种能量。一是锻造了自我更新能力。学校弘扬的“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理念一直影响着我，时常通过持续的学习与思考，保持对自己的观念、意识、目标、生活等进行更新，以适应时代的变化及要求。二是锻炼了逻辑思维、思考和分析能力。学校学习赋予了我全面而深入的知识体系与社会实践指导，知识如同强大的工具箱，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践层面，都为我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三是塑造了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学校学习过程老师们也一直强调图书发行工作不可固步自封，要积极拓新，因此，如何通过创新，突破传统、尝试新方法、发现新机会，不断提供具有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的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和新发明的也是我至今奋斗的方向。
学习过程中，图书发行学概论、出版概论以及图书市场营销对我工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图书发行学概论、出版概论赋予了我对于这个行业、这个专业第一印象与认识，是第一次了解到整个出版发行行业的运作模式和流程。在这个充满竞争与不断进化的出版发行行业中，市场营销不仅是一门必备的技能，更是一门艺术。而图书市场营销的学习则是我打开进入出版发行行业的一把钥匙，使我得以更好地了解出版发行行业的运作模式和市场趋势，也得以更深入地洞察行业的发展动态和规律。通过学习图书市场营销，我逐渐领悟到营销计划的制定需要的是策略与智慧的融合，目标市场的确定需要的是深入分析与精准判断，对消费者需求的了解需要的是细腻的观察与倾听，而选择合适的渠道和合作伙伴则需要的是独到的眼光和卓越的谈判技巧。而上述这些专业学习，都为我在未来的职业发展道路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目前宏观环境复杂多变，对整个出版发行行业而言，人口出生率持续的下降，政策变化与技术进步的影响，消费者购买习惯与阅读习惯的变化等等都对行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如果要用一个关键词来形容当前我们所处时代的特征，“数字化”一定是有高度共识的选项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因此，发行业数字化是我近来最为关注的一个热点。
书店如何通过数字化转型升级，融合发展，发行业数字化又意味着什么？我是这样理解的。书店业数字化转型，说到底是以数字化为手段和基础进行决策，制定书店业新的管理流程，重构核心业务模式，开拓新市场和切入新赛道，从而为战略目标的实现带来新的机遇和动力，主要包括管理数字化、渠道数字化、教育数字化和阅读服务数字化四个主要方向。
管理数字化是行业数字化转型的主要素，重点是信息技术的转型，以及运营管理的升级，包括集约化运营、一体化运营、数据化运营，为管理作出精准决策。渠道数字化是行业数字化转型主旋律，在现有时代特征下，传统门店转型、线上渠道拓展是必然的趋势，构建全场景营销模式，建立多样化的销售渠道，实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是我们发展的重点。
教育数字化是行业数字化转型主赛道，聚焦教育服务、布局数字化项目、构建教育资源体系、形成教育服务解决方案，是我们另一个重要的发力点。阅读服务数字化是行业数字化转型主环节，全民阅读的深化要求我们更加贴近年轻人，积极推动数字化文化传播与服务工作，着力搭建公共文化数字化服务平台，将全民阅读推广活动等服务上“云”，不断提升数字化服务水平和效能，让公共文化服务惠及更广大群众。
但是，发行业数字化也面临着这样的困境。一是缺乏有效的数字化战略规划。在推进数字化的过程中，会面临着为了数字化而数字化的疾步快走现象，导致在转型过程中没有明确的方向和目标。二是战略和业务不融合、不匹配的问题。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往往忽略了数字化战略和业务发展的融合关系，导致两者的关系联动薄弱，使得数字化转型难以发挥赋能作用。三是技术性难题。发行行业数字化需要大量的技术支持，包括数据分析、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且成效非短期可见，中间遇到的各种技术操作、数据规范如何与业务关联以及信息安全保密也是需要思考的问题。四是缺乏人才支持。由于传统发行行业的工作方式和组织结构限制，企业往往缺乏数字化转型所需的人才，存在一定的磨合期与适配度的问题。
目前出版市场需求和人才培养之间普遍存在几个问题：一是市场需求与培养目标脱节。市场是瞬息万变的，而培养是有周期的，如何使得市场需求与培养目标相匹配需要前瞻性的战略目光以及对行业的深入了解。二是理论知识丰富，但实践能力不足。出版发行行业对人才的实践能力要求较高，而人才培养过程中可能过于注重理论教学，导致人才实践能力不足，空余纸上谈兵。三是跨学科能力不足。任何一门专业到了市场上相信自有其优越性、专业性，但也会有其缺陷性，相信无论任何一个市场或者行业，都会更偏爱一专多能的创新型人才。只有具备了更广泛的知识和技能，才能更好地适应市场的变化和需求，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商业机会和竞争优势。
未来学科建设，可以从上述三个方面入手，准确把握时代脉搏，根据市场需求灵活调整课程设置；积极拓展课外学习项目，丰富学生知识体系与世界，提高综合素质；加强校企合作、适当增加实践性课程和项目，提高学生实践能力，提前接轨市场性工作，更好地融入行业氛围。
欧阳群：文化的传承、创新和发展 出版业责无旁贷
欧阳群，武汉大学图书发行学专业1990级本科学生，2005年出版发行学方向研究生毕业，现任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国是一个非常崇尚文字的国度，还记得小时候有一次看到一位老人家不小心踩到掉在地上的文字纸片，她拿起来放在头上顶一下，这一对文字带有如此敬畏感的举动，直到今天，仍然印在我心里。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得以赓续而从未间断，与我们历史上持续开展的高质量出版活动是密不可分的。
非常感谢四年的专业学习使我一毕业就获得了去自己喜欢的出版行业工作的机会，在学校期间的学习给了我从事这项职业以极大的信心。我们的课程设置在当时是比较有前瞻性的，同时也是因应了当时的行业需求，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着力培养面向市场的通用型出版发行专业人才，专业学习既有出版概论、图书学、编辑出版这些传统的出版专业知识学习，有涉及计算机编程的新技术、市场营销、企业管理、财务会计以及当时刚颁布不久的著作权法等热门知识的学习，有目录学、图书分类法、工具书等知识管理内容的学习，还有古代汉语、中国文化、高等数学等课程学习。
我们1990级在校园里影响比较大的一次专业社会实践，是全班同学在老师的帮助下从武汉市新华书店赊入大量图书，举办了珞珈书市，赚的钱一部分充做班费，一部分充做院学生会的活动经费。本科学习期间对我的工作影响比较大的还有参与老师的课题和开展专业论文写作，这些使我比较早地关注到发行网点建设和版权贸易。
毕业以后我一直从事出版工作，在版权领域投入的精力比较多一些。在我看来，出版业作为核心版权产业，高度依赖版权，其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是如何获取高质量的版权内容资源并进行有效运用和转化。传统出版错失了之前的引领互联网数字内容产业发展机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版权意识不够，尤其是维权的决心不够，导致原本拥有的高品质内容版权资源优势没有发挥应有作用，也没有获得应有的市场收益，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是传统出版业对互联网数字新技术应用欠缺造成的，也不能单纯归结为外部版权环境。如果出版业在版权保护上不能发出更强有力的声音，不去全力维护好自身赖以生存的根本权益，不仅将危及出版业自身的健康发展，也会严重影响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尊重版权，保护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具有独创性的智力成果，出版业责无旁贷。在市场环境下出版行业如何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在推陈出新的过程中做好版权的创造、推广应用、管理和保护工作。
出版专业是个实践性很强的专业，从市场需求的角度来看，通用型人才一直都很受欢迎，尤其是能够全流程参与选题策划、编辑加工、生产制作、市场营销的人才，始终处于极度稀缺状态；出版也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工作，除了专业技能，对于文字能力和文化功底其实是有较高要求的，即便是将来人工智能得以广泛应用，在可预见的未来，高质量的出版活动依然是离不开专业人才；出版还是一个需要使命感，需要责任担当的工作。目前社会上对出版业一直缺乏足够了解，尤其是青年人群体对其了解不够，严重影响优秀的青年人才加入其中。如何有效吸引优秀的青年学子来加入出版专业学习并愿意投身于出版事业，是学科建设和人才联合培养的重要课题，我们需要动员更多的力量，更好地展示出版专业和出版行业深层次的魅力，这是一项非常有挑战性的任务。
李强：出版专业要培养“杂家”
李强，武汉大学出版发行学系1991级学生，现任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执行董事、总经理。
回顾在武汉大学求学的生活，至今记忆犹新。我们是特殊的一届，从入学时的图书馆学系图书发行学专业升级为出版发行学系。武大对自己影响深远的事情，我认为是广博视野的培养、学习习惯的养成和让学生保持足够的好奇心。作为一所历史悠久、学科门类齐全、大师云集的综合性大学，武大为学生提供了很多选择的机会，这既体现在图书发行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上，更体现在学分制、主辅修背景下为学生提供的跨学院跨专业选修机会上，我本人就辅修了经济法专业并获得毕业证书。同时授课教师深入浅出的讲解、不同学科的学习等，在学习习惯的养成和对新事物的兴趣培养上受益终身。
这些习惯和视野至今陪伴我在工作中不断思考。针对当下出版行业发展，我重点关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今年行业新品供给下降。以今年天府书展期间馆配交易会为例，2022年至今出版新书作为馆配的主要品种，明显感觉品种数同比下滑。而出版社推出新品种的背后是内容创作端的推陈出新，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今年出版供给侧遇到瓶颈，有效内容供给不足。二是当图书从线下销售为主转为线上销售为主，有没有必要每一个品种都开展全渠道的推广，值得思考。渠道多元、折扣混乱等，让出版社利润下滑。我认为，未来出版社的重点产品未必需要全渠道推广，会转向选择两三个平台重点合作，既可以管控价格，又可以精准营销。因此，面对当下行业乱象，不是所有品种都投入营销资源，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长尾图书更不需要参与到价格战中，因为长尾代表着小众、个性化，甚至刚需。三是出版业尤其是地方出版集团，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下降。四是数字化转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数字化包含产品和服务本身的数字化、整个生产组织过程的数字化以及企业运营管控的数字化等不同维度，对全员工作习惯、全供应链工作流程、资源投入都将产生巨大影响。具体到每一个企业，恐怕都要面对全面数字化转型该不该、敢不敢、能不能的问题。
毕业近30年，回到学科培养与市场需求本身，我认为首先不要给学校的学科教育赋予太大的责任和压力。出版专业培养一定要有广博的知识面，要成为“杂家”；出版学科的办学起点应该是本科，读完研究生再就业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但需要强调的是，本科和研究生的专业建议分开，出版学的研究生反而应该将其他专业学科的学生作为重要生源。再次，产学关系的处理。我认为学生在校期间可以参与实习，形成初步的职业概念，但没有必要强调在学期间就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同时，学科建设与企业、市场之间的合作，不一定是提供实习岗位等，路径还可以是基于行业存在问题、基于某些重大项目共同开展课题，实现学界和业界的结合探索。
李凯声：守正创新 将出版做“小”
李凯声，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出版发行学系1994级学生，现任中国妇女出版社有限公司社长、执行董事、经理。
武大的出版发行学系，对于我们这些学子来说，最贴切的一个词就是“培根铸魂”，“根”是学术的根，“魂”是下定决心为推进党和国家的文化事业发展奉献全部智慧和力量的魂。毕业近30年，回顾校园学习，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图书学、发行学、出版学、市场营销学等学科的学习，这几门专业课程夯实了出版发行行业的学术基础，并且在这个基础之上，逐渐丰富了构建整个学术体系的框架，也是我对出版行业的启蒙学科。
当下我最关注的问题是：出版如何做“小”。
20年前，我们一直在追求出版如何做“大”，跑马圈地，做大做全，甚至有的出版社领导开玩笑的以书号多少论生产力。同时，传统的出版也承载了太多的功能和使命，例如教育使命、信息使命、娱乐使命等。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多种功能已经被取代或者弱化了，譬如——出版有检索和咨询功能，基于此产生了大量的工具书，随着大量搜索引擎的出现，该功能被取代；出版的教育功能，受在线教育、网校、线上题库等影响，也在大幅压缩；智能手机出现后，在地铁上看书的人越来越少，出版的娱乐功能也被取代……如果我们逆势而为，仍要做大，将会越来越难。另一方面，有效的阅读人口的基数的提升与图书实际阅读人数的下降该如何衡量。简单说，就是我们民众的受教育程度在提高，整体收入水平在提高，为什么反而买书的人越来越少了？这就回应了刚才谈到的“功能取代”的话题。
出版业应做“小”，向专业化、小切口发展和聚焦，简单展开，可以理解为“专精特新”，特别对于体量不大的中小型单体出版社来说，更是如此，一定要在小切口上打造核心能力。以中国妇女出版社近几年探索为例，就图书出版层面，主要做了两大改革。
一是“守正”，抓住“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这一优势资源，于2018年成立主题图书编辑部，服务妇联的中心工作。今年重点图书《习近平走进百姓家》就是深挖需求、整合资源、上下联动、主动发挥出版作用的成果。2月出版至今，该书销售已超过90万册。如今，服务于部委女性儿童家庭等选题，打造“妇、儿、家”产品线，已经成为妇女社一大特色。
二是“创新”，面对大众出版图书销售的下滑，妇女社广开发展思路，在融合发展上做文章，利用版权、作者、机构资源，拓展产品形态和渠道，譬如这两年开始起步的“作者经纪”，即对图书作者进行包装，除图书推广外，进行视频录制、培训等多种形式的创新。以《亲密关系避坑指南》为例，基于该书作者符合作者经纪“有颜值、有口才、有情怀、有粉丝”的“四有”特色，妇女社与腾讯视频合作，包装作者推出系列视频情感课程，从情感专家的角度分析流量网剧中的人物关系，潜移默化的指导粉丝树立正确的婚恋观，随着节目的火爆，视频课的订阅学习也在提升，两者相辅相成。出版社抓住优质版权资源和作者资源，推动作者多维度发展，而不是仅仅出一本书，成为未来发展方向之一。
出版社转型的背后离不开员工的转型。在妇女社，社领导鼓励年轻员工特别是职业新人树立“半个人”的思维模式，一方面立足本岗学习进步，同时也要准备着及时为某些空缺岗位补位，从而给条块分割的业务布局增加了动态调整的过程，也促进了员工的全面发展。譬如，某位编辑在竞聘时选择了印制岗位，但是社里依旧在编务方面向她打开，鼓励她不要把基本功放下，等于说从两条维度构建了发展空间。在基层岗位方面，更为年轻人提供了交流机制，发行、行政、编务部门的助理岗，都进行了有效的流动，一方面员工得到立体发展，一方面社里也储备了一批综合性的年轻人才。
编辑出版发行专业实操性极强，希望未来可以增加学生实践的机会。如果可以，我希望设置该专业的学校争取政策支持，让学生至少研究生可以带着“编辑证”出笼，而不是毕业之后和中文系学生PK。我们也愿意为在校学习提供实习的机会，让他们从出版社的具体业务中熟悉业务流程，检验自身水平，一来避免“眼高手低”，二来也是在工作中找到自己擅长的、感兴趣的岗位，更好地选好自己的第一个岗位，为今后的发展确立争取的方向。
曾刚：出版发行人既要“理想主义”又要“务实精神”
曾刚，武汉大学编辑出版学专业2000级学生，独立出版、独立书店主理人，创立“蓓尔出版”和“德芭与彩虹书店”并延续至今。
在武汉大学编辑出版学专业学习的4年，也是自己受益终身的4年。4年的学习让自己专业入门，有幸接受各位前辈老师的教诲，系统了解了出版发行的发展变迁，认识到行业在社会、在历史中的价值和地位，也坚定了将本行业作为终身职业的信心。构建自己的思维方式，编辑出版发行本质上是信息搜集、整合、生产、传播的过程。近几年，自觉地运用专业思维模式、有意识地将前店后场协同发展：以出版思路将读者活动、作者发掘、图书策划、文创研发、课程开发、渠道拓展、营销推广、行业连接、品牌输出进行融合、整合、聚合，逐渐将无数个“点”连接成一张“网”。提升自身社会认知。虽然自诩是非传统的“非典型出版”+“非典型书店”，但是在各界人士看来，武汉大学出版科学系科班出身的“金字招牌”，更容易让读者逻辑自洽、使同行有身份认同、利于社会口碑传播。创业路上摸索十几年后再回头看，这个专业身份越往后走越凸显出珍贵的价值。
作为一名独立出版和书店主理人，我认为当下出版产品的本土原创能力有待提高；发行价格的乱象是困扰实体书店的重要因素。就出版人才培养层面而言，市场需求与人才培养之间的问题，就是“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个人认为，从事出版发行事业，既要有理想主义，又不失务实精神，二者缺一不可。一直以来藏有私念：窃以为武汉大学走出来的出版发行人，不能仅仅把该专业作为谋生、营利的手段，而应该在行业发展、专业探索上有更高的站位、更远的追求。
学科建设既要有理论指导又要有行业引领，“纸上得来终觉浅”，同时还需要深入社会进行实践，方能获得第一手的历练。愿武汉大学出版科学系学子皆能脚踏实地，志向高远，“纯真而不失闻达，善良而不失坚强”。
陈义望：重塑互联网时代新型出版价值观
陈义望，武汉大学出版科学系编辑出版学专业2003级学生，现任东方出版中心党委书记、执行董事。
武汉大学出版专业的学习，在专业素养、行业眼光、事业理想等方面都给予我莫大的滋养，出版专业的理论学习确实对于此后长时间的出版实践和日常实务有着精准的指导作用和启发意义。比如罗紫初先生的《出版学基础》、吴平老师的《图书学》和《编辑学原理》、黄先蓉老师的《出版法律和法规》以及徐丽芳老师关于数字出版、吴永贵老师关于中国出版史的课程都对当时的我们来说具有启蒙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或曰受益终身也不为过。
对于一直在出版一线摸爬滚打的我而言，最关心的发展热点问题是融合出版。融合出版本质上是文化和科技的融合，是建构在数字化技术和互联网平台基础上的新兴出版范式。当下中国出版业正处于深刻的变革期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由于来自出版业自身及外部的体制机制改革和数字技术、信息网络技术对传统出版的革命性挑战，以及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内容渠道两种资源的竞争融合，处此转型期的中国出版业最显著的时代特征是市场化、国际化、数字化以及数字化进程中的产业链重组和业态重构，融合出版因此成为必然。
虽然对于融合出版未来的发展规模、市场比例以及范畴边界等还难以定论，但在此进程中的产业链向上下游延伸扩张应该成为共识，除了传统出版机构外，渠道商、运营商、技术商甚至终端生产商都想在融合出版市场分一块蛋糕，都企望在融合出版各板块的定价、收益分配、标准规范制定中掌握主导权，从而在这个巨大的、充满前景的、正在重构的产业链条中占据尽可能的地位与利益。
身处深刻变革和转型的当下，出版也许也会一直存在（以新的形式存在），但这个行业也许不再需要我们。这应该是当下出版从业人员最应具有的危机意识。面对数字化浪潮和融合出版趋势下产业链条的重组和行业转型，如何适应新技术的变化，如何提高应用新媒介的能力，如何应对产业链重组和业态重构，如何在产业链重组和业态重构中寻找自身的立足之地，如何在融合出版范畴内强长板、补短板、增新板，是我们亟需思考和摸索的生存课题，值得我们传统出版行业每一个从业人员深思。
除此以外，我最近一直在思考互联网时代出版价值观的问题。出版本质上是影响力经济，长期以来是人类获取知识的主要手段，它也是通过选择、加工和传播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来影响大众、改变社会、塑造文明，这是出版一直以来最根本的价值所在。
但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人们获取知识的途径越来越多、方式越来越便捷，习惯也从传统阅读转移，呈现出越来越普遍的互联网化、碎片化和必然的芜杂化，与此同时，传统出版自身也存在同质化、快餐化和低门槛化，加上市场的无序竞争，劣币驱逐良币带来的恶性循环愈演愈烈……在这样的内外部大环境下，传统出版价值观的生长韧性和生存空间在弱化和压缩，如何在互联网时代发挥出版更大的作用，如何捍卫出版最本质的价值观，如何重塑互联网时代的新型出版价值观，是需要认真思考和严肃对待的课题。
在具体出版实践中，我更希望具有复合专业学科背景的出版人才加入，比如历史学、经济学以及相关工科背景专业，辅以编辑出版学研究的跨学科复合型人才比较受欢迎。但当前出版行业市场需求和人才培养之间供需矛盾还比较突出，市场的急剧变化和人才培养的理论更新之间也存在不及时现象，适应当前融合出版和互联网发展的复合型高端人才整体比较短缺。
可喜的是，去年7月全国出版学科共建工作会议召开，5家部校共建的出版学院或研究院自此成立、为出版“政产学研用”多元主体搭建了对话平台。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出版学科共建不仅是推动出版学科成为中国特色出版学科的伟大战略，也为重构出版人才培养模式提供了新思路，即通过“政产学研用”多元主体的协同配合，实现优势资源互补，最终在增强高校办学实力、助力企业发展的基础上培养新时代出版人才。这其中最重要的是“政产学研用”各方主体如何形成合力，如何进行资源有效整合，可能需要共同制定人才战略并探索可行有效的多方协同机制来保障实施，对此，我们抱以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