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深深地鼓舞着古籍出版人。
作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主力军的一部分，古籍出版人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采访时纷纷表示，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古籍出版华章，是新时代古籍出版人的文化使命。
现场聆听深感责任重大
李岩
“在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倍感振奋，深深体会到肩上的责任和重担。”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李岩说，“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对我们理解和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价值有指导意义。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推出一批重大的传统文化主题出版项目，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
徐俊
在现场，感同身受的还有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主任徐俊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原社长高克勤。徐俊告诉记者，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他更加深刻体会到，在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过程中做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是古籍出版人必须自觉肩负的职责使命。“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提高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认识，积极响应时代要求，将追求还原古代典籍的准确文本面貌和精准阐释作为矢志不渝的工作目标。”
高克勤
早在30多年前从事古籍整理出版的高克勤，对自己能够参加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感荣幸。他说：“这个重要会议使我进一步深刻感受到，传承中华文化、打造传世精品是古籍出版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高度概括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其中之一就是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是与中华文化的传承包括历代文献记载即古籍的传承分不开的。”
1986年从复旦大学本硕毕业就从事古籍整理出版的高克勤始终对典籍葆有深情。在他看来，文化传承的基础在于保护好、整理好文献，不仅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保护好域内流传至今的珍贵文献，还要尽可能地促成散失在域外的珍贵文献回归故土。“用数字化和纸质的形式复制出版这些珍贵文献，也是对文献的一种保存和利用。”
古籍是中华文化的根基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年底，全国累计完成古籍普查登记数据是270余万部。这些典籍文献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强大根基，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牢固基础和前进的动力源泉。
肖启明
中华书局执行董事、党委书记肖启明表示，古籍出版社作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接触最多、联系最紧密的机构，理应多出版集中代表中华民族思想政治智慧和科学文化成果的优秀古籍，多出版反映中华文化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的图书，自觉为社会提供文化滋养、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吕健
“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离不开中华文明历经沧桑流传下来的众多典籍，因为这些宝贵的古籍资源是传统文化最主要的载体。”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吕健认为，重大古籍出版项目代表着国家古籍整理与传统文化研究的水平，具有重大的文化积累价值，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倪培翔
对此，凤凰出版社社长倪培翔深表赞同。倪培翔认为，新时代的古籍出版必须承担起融通古今的桥梁作用，只有使典籍阅读由难变易，才能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不断提高中华文化的国内外影响力。广陵书社社长、总编辑曾学文也认为，古籍整理出版一直承担着赓续文脉、传承文明的重要使命。古籍出版人通过汇编影印，可使浩如烟海的典籍化身千百，永续传承；通过深度整理，可使传统典籍中的精品得到有效利用；通过译注阐释，可使经典古籍得到广泛传播；通过深入研究，可使今人从经典中吸收精华、汲取养分，总结经验、增长智慧。
曾学文
值得关注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让有着小众出版声誉的古籍出版社受到高度关注。据浙江古籍出版社社长王旭斌介绍，6月12日《浙江日报》头版刊登题为《钩沉千年“浙学”，从典籍中汲取动力》文章，详细报道了该社重点项目“浙江文丛”13年来走过的历程，称赞浙江古籍出版社“从一个省域的文化担当，到一群年轻人的接力成长，再到一个民族与全世界的交流互鉴，‘浙江文丛’的价值与意义在持续滋长”。6月14日晚，浙江新闻联播又以《创造时代新文化，潜心“浙学”十三载》为题，赞誉“浙江文丛”是一项传承文脉、谱写华章的重大出版工程。
王旭斌
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如今，古籍出版界对历代典籍进行研究、阐释和弘扬，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后提供给社会大众，使古籍文献焕发新的生命力。”辽海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总编辑柳青松认为，通过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读原文、看原著、知原义的出版服务来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古籍出版大有可为。
柳青松
如何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如何发挥古代典籍的保护传承、整理研究、传播利用的源泉价值，是徐俊一直思考的问题。徐俊认为，古籍整理出版要使古籍文献通俗易懂、方便携带和查阅。此外，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者还要加强对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系统研究，精准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避免庸俗化、简单化。
记者在采访中看到，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加快推进古籍整理出版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一直是古籍出版界努力的目标。在北京，肖启明介绍说，目前中华书局正在继续抓紧完成《复兴文库》第四编、第五编的编纂出版工作。《复兴文库》的出版和使用必将赋予人们深厚的思想智慧、坚定的文化自信，助力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在倾力打造的敦煌文献、简牍文献、汉籍合璧、《唐五代诗全编》、《上海善本书志》等重大出版工程，旨在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与传播的研究与阐释，提供坚实的文献基础。”吕健还表示，他们正在建设“汇典·古籍数字服务平台”，从数字人文角度推动中华文化的记忆、传承及创新。
在扬州，以传统雕版印刷立社的广陵书社，曾经保存有20余万片珍贵的古籍版片。对此，曾学文表示，广陵书社将继续充分利用扬州馆藏雕版资源，精心编辑出版国家重点古籍整理项目“中国雕版精品丛书”。同时，广陵书社与雕版博物馆合作开发雕版数字资源，将雕版印刷这一中华国粹不断发扬光大。
在杭州的王旭斌表示，浙江古籍出版社除加快推进“浙江文丛”三期工程外，还要做好宋韵文化出版工程，擦亮良渚文化金名片，深入挖掘馆藏珍稀善本，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东北地区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围绕东北地域文化文献整理与研究、八旗文献整理与研究、唐宋文献整理与研究，是辽海出版社的优势板块和重点产品线。柳青松在沈阳告诉记者，辽海社的短、中、长期规划已经制定，每一级规划都储备10种以上重点项目，建立项目库，由专人负责跟踪培育，适时出版。
葛永波
在合肥，在做好国家重点出版项目的同时，深入挖掘徽州文化、皖江文化（桐城派文化）、淮河文化以及名家文集的价值，安徽地方文献整理出版，以提高安徽文化认同感，是黄山书社的主要业务方向。黄山书社社长葛永波认为，围绕基础古籍精耕细作，把新发现的材料或版本、新的研究成果吸收进来，不仅贡献古籍整理出版的当代善本，还可为赓续中华文脉筑牢根基。
盛世修文，丹青著史。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而又与时俱进，其生生不息的力量不仅来自传统的深厚积淀，更来自现实的呼唤和激荡。古籍出版人认为，新时代做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必须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个重要原则，同时必须坚持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这样才能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葆有永恒魅力、展现时代风采。
同题问答
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古籍出版人看来是做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整装再出发的号令。在此前提下，古籍整理出版将迎来怎样的发展机遇？10位古籍出版人向《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畅谈了他们的想法，并表示要抓住机遇、不辱使命。
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李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第二个结合”，为建设文化强国，特别是实现出版强国的路径选择具有现实可操作性，大大提升了文化创作生产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在充分利用新技术和新媒体融合趋势前提下，古籍出版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和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传承方式，将迎来深沉强劲的新转向，迈向多元的新空间。
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主任徐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是与古为徒，而是要出古入新。新时代古籍整理出版将更加关注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表达，关注青年一代的阅读需求和阅读习惯。将传统文化经典从古董架子上搬下来，融入学术，融入文化，融入生活，将是我们这个时代日常生活的特征之一。
上海古籍出版社原社长高克勤：由于年代久远，对今天的读者来说，古籍在时代背景和语言表达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小距离。我们要创新传播手段，用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当今能接受的语言阐释经典，大力推动传统文化普及读物的出版，为当代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扫清阅读障碍。
中华书局执行董事、党委书记肖启明：如何让以古籍图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进而扩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海外影响力，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处理好这一关系，我认为古籍出版社首先要处理好自身的定位，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自身品牌特色的同时，更加理性务实；在把握政策红利和有利外部环境的同时，更加贴近市场。
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吕健：习近平总书记从5个方面对“第二个结合”进行了全面而又深刻的阐释。尤其是将“第二个结合”定位于“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认为“第二个结合”表明了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都达到了新高度，更是强调了“第二个结合”的极端重要性。由此，对我们从事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工作的人来说，讲话提供了更宏阔的视野，提出了更高远的目标，古籍出版前景广阔。
凤凰出版社社长倪培翔：我们要紧紧围绕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主线，立足专业出版，勇于在思想性、现实性、标志性的出版项目上发力。我们同时要努力探索古籍出版的大众化、市场化可行之道，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走进千家万户，实现古籍出版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
浙江古籍出版社社长王旭斌：习近平总书记曾言：“敦煌，我心向往之。”近两年来，浙江古籍出版社相继推出了敦煌学家荣新江的《三升斋续笔》、刘进宝的《敦煌学记》、柴剑虹的《敦煌学十讲》，虽然这些都是“小书”，却深受广大读者欢迎。此外，浙古社与敦煌研究院合作，由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赵声良担任主编的大英博物馆藏敦煌绢画精品，由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荣新江担任主编的《向达全集》，明年都将与读者见面。
辽海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总编辑柳青松：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明确了“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重要意义，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价值得到进一步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获得社会的空前关注，这对有志于文化事业的青年学子具有极大的感召和激励作用。就出版事业而言，这些利好为出版业特别是古籍出版单位引进青年编辑、吸纳新鲜血液、实现出版队伍的持续发展壮大提供了极佳的机遇。
黄山书社社长葛永波：党和国家重视古籍的保护利用，无疑为古籍的保护、整理、出版提供了重大支持和推动。作为古籍出版工作者的我们，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更加坚定了保护和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信心和决心。古籍出版乘上了浩荡春风，必将由“高原”向“高峰”攀登。
广陵书社社长、总编辑曾学文：古籍整理出版是功于当今、利在千秋的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典籍版本的研究和挖掘，对稳健发展的出版业来说，既是巨大的鼓舞，也是更大的责任。我们必须加快推动古籍人才培养、规划实施、精品出版等工作，进一步推动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文化强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