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春霞 广西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
我的师傅们
文/吴春霞
大学毕业后我就进入了出版系统工作，但成为一名编辑，还是被调入广西人民出版社（简称人民社）之后的事情。回想自己的编辑生涯，苦乐自知，但内心是无比热爱的，心中也油然生起对人民社的感恩之情，同时更想感谢那些扶我上马的前辈以及帮助支持我的同事。2022年是广西人民出版社成立70周年，我拾零点滴，以致敬可敬可爱的出版前辈们！因篇幅有限，就说说我的几位师傅吧。
第一位，充满出版情怀的温六零社长。温社长是一位资深出版人，既有扎实的理论水平，又有丰富的出版经验，我的成长离不开他的悉心培养和指导。温社长特别重视对年轻人的培养，也敢于起用年轻人。2008年我转岗当编辑，就在这一年，时任副总编辑的温六零就带着我策划了一个重点选题，即《震惊世界的广西农民——广西农民的创举与中国村民自治》。2008年正值改革开放30周年，当年年初，时任广西文学杂志社社长、广西作协常务副主席的罗传洲给我们推荐了作家王布衣刊在《广西文学》上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讲述了改革开放不久的1980年春天，广西河池合寨村农民为维护治安，自发组织治安联防队、制定《村规民约》，选举产生了全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继而揭开了中国基层民主政治的序幕，并由此催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这一伟大创举。职业的敏感性让温总觉得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选题，于是他带着我去了一趟自治区文联，就这个选题跟罗传洲老师、作家王布衣以及《广西文学》的覃瑞强、冯艳冰老师座谈。大家觉得，我们广西合寨村的村民自治，敲响了中国基层民主政治的开场锣鼓，它与安徽小岗村分田到户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样，意义深远、影响巨大，我们有必要为广西农民喊一嗓子。最终我们达成共识，由王布衣将原有的文章扩写成一部报告文学作品，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刚刚转到编辑岗位，就承担了这么重大的项目，我是幸运的。其间，温总在撰写文案和汇报材料、与作者及专家沟通交流、编辑书稿、写书评等环节给予我很多具体的指导。编完这本书，我收获特别多，掌握了编辑出版的全流程，提升了自己的编辑能力，积累了组稿经验，还认识了一批专家，如自治区党校的陈学璞、唐秀玲教授，广西社科院的曾德胜、曾家华研究员，党史研究专家陈欣德，等等。后来这本书获评广西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温社长有两个好习惯让我印象很深，一个习惯是每天上班前，他都会到单位附近的报刊亭买报纸，《人民日报》《广西日报》《光明日报》是必买的。那时候手机、互联网没有现在普及，网上阅读还不流行，读书看报基本上仍以纸质为主。温社长不仅自己坚持看报学习，还对我们编辑提出要求，大会小会等多种场合，他都强调学习的重要性，要求党社的编辑要看报看新闻，了解时政。直到现在，我还保持着每天看新闻看时政的习惯。另一个习惯是温社长每次去组稿、拜访作者时，都会带上照相机（当时拍照主要还是使用照相机）。久而久之，温社长就收集了非常丰富的照片资料，有作者的、社里的、其他重大活动的等。人民社60周年社庆的时候出版了一本纪念画册，许多珍贵的老照片就是温社长提供的。我还清楚地记得，有一次跟着温社长去拜访《南国早报》的总编辑蒋钦挥老师，蒋总看到温社长时不时拿起照相机拍照，就说：“温总（时任副总编辑），你很有我们记者的职业敏感性嘛！”
第二位，精明强干的彭庆国总编辑。彭总话虽不多，但说话很有感染力，能够引人思考，我从一名普通编辑到广西麦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简称麦林公司）副经理，再到出版中心任主任，无不是得到了彭总的鼓励和帮助。每一次的抉择，他都给我打气，让我鼓足勇气去接受新挑战。彭总是陆川人，骨子里天生就有客家人的聪明，脑子转得特别快，经常能把一些看似平常的项目做出精彩来。例如，“起飞的翅膀”丛书，原本只是玉林市委组织部为在玉林进行社会实践的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组织出版的一套论文成果集，如果不假思考，编出来的也许只是几本普通的论文集，很容易就被淹没在书堆里了。但彭总非常有想法，启发我们在装帧设计上下功夫，于是我们设计了一个简单轻巧又精美的套盒，最后呈现出来的是一套精美的礼品书，让人眼前一亮。玉林市委组织部对此非常满意，并把这套图书作为礼品赠送给了清华大学。
我曾给彭总当副手管理过麦林公司，当时麦林公司旗下的麦林文学网已经开始运营，而网络文学方兴未艾。在几任社领导以及同人们的悉心培育下，依托这一平台举办的广西网络文学大赛到2022年已经举办到第八届了，规格越来越高，影响力越来越大。运营初期，彭总就指导我们依托这个网络平台进行多元开发。那时候，平台已经聚集了一批网络文学作品和作者，我们从中精挑细选，将一些有市场潜力的网络小说转化为纸质图书，取得了不俗的市场反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每年还有不少品种的图书版权输出到东南亚国家。此外，彭总还教我们创新性地运作这些网络小说的数字版权、影视版权、翻译权等，《北海恋人》《淑女之家》《极品家丁》等几部网络文学作品后来都被拍成了影视作品。彭总灌输给我们的理念是：立足出版而又跳出出版，多元开发，多次利用，延伸我们的出版产业链，扩大影响力。
第三位，极具执行力的韦向克副总编辑。韦总是引领我走上编辑之路的老师。做编辑之前我在办公室工作。一天，韦总（时任出版中心主任）跟我说：“来当编辑吧！”不久，我便转了岗，与韦总在一间办公室工作。跟着韦总，我学会了编书，懂得了如何做项目。韦总的执行力特别强，组稿、编校、设计、印制，每一个环节都抓到实处，绝不允许掉链子，但凡遇到什么困难，他都能想方设法予以解决，尤其应对比较紧急、困难的出版任务，他的经验非常丰富，执行力和把控能力非常强。在他的带领下，我们围绕主题出版、时政、社科人文等策划出版了不少好书，如《雨雪冰冻见真情——广西抗灾救灾先进事迹选编》、《广西新闻出版辉煌60年》、《新中国60年广西发展成就》、“广西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概览（1958—2008）”丛书等。因为与韦总在一间办公室工作，我耳濡目染，学到了很多东西。例如对选题的设计和项目的运作，如何达到良好的“双效”；又如和作者讨论书稿，无论是面谈还是通过电话交流，韦总的沟通方式和交流技巧，都让我受益匪浅。那时部门策划图书需要经常对接党政部门、科研机构以及厅局单位等，韦总经常带着我去组稿，让我有很多学习的机会，开阔了我的视野，对我的成长帮助很大。
第四位，资深审校专家陈红燕老师。陈老师是全国知名的审校专家，任广西人民出版社审校部负责人期间，培养了不少优秀的校对人员，我虽不是她的嫡系弟子，但受教颇多。通常编辑入职后都会先被安排在校对部门学习几个月，由于我是中途转岗，直接跳过了这个环节。因此，我只能边干边学，经常向陈老师和校对部门的同事请教。正好陈老师的办公室与我的办公室对门，我一遇到问题就过去找她，现在回想起来，有些问题极为幼稚，但她始终都很有耐心地教导我。后来，我虽然逐渐熟悉了编校业务，但仍旧得到陈老师的帮助和指导，如在编辑《广西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概览（1958—2008）·文化卷》时，核查资料的难度非常大，工作量也极大，如果没有陈老师的鼎力相助恐怕难以完成。此外，陈老师还带着我去组过一套书稿，是由百色平果县（今平果市）委宣传部组织出版的一套红色丛书，共10本，包括《光辉的历程》《红七屯纪事》《敢沫岩记忆》《广西“狼牙山”与“七壮士”》等，后来由我、唐勇、吴小龙担任责编。可见，陈老师是个热心肠的人，非常乐意提携和帮助年轻人。
在广西人民出版社工作期间，我还遇到了亦师亦友的廖集玲、农向东等几位前辈，以及杨冰、林晓明、曾蔚茹等并肩作战的伙伴，她们的支持和相伴我永记在心。在广西人民出版社的日子令人难忘、催人奋进，是我人生的宝贵财富。衷心祝福广西人民出版社蒸蒸日上，事业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