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培钊 广西人民出版社原社长
行与思：桂春路6号的出版感怀
文/卢培钊
2010年11月，我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调任广西人民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民社）社长，在桂春路6号，与各位同事携手同行，度过了近6年的时光。那些经历过的事与物、书与人，工作中的苦与乐、得与失，历历在目，令人难忘。回顾在人民社的工作，是我出版实践的丰富，更是出版观念的重塑，出版认识的提升。知而行，行而思，归结起来，以下几个方面我感触颇深。
一、出版的历史与传承
初到南宁，我暂住在民族大道68号宿舍。这里是出版系统的老生活区，住着不少老领导、老同志，有的还是当年创建人民社的老前辈。偶尔碰见，他们都会关切地询问人民社的情况，叮嘱我一定要把人民社搞好。
到人民社的第二个年头，适逢人民社建社60周年。60年一甲子，这是人民社发展进程中具有意义的一个重要节点，为此，出版社举办隆重的社庆活动，编辑出版纪念画册和纪念文集。为收集史料，我们在广西图书版本书库里，找到了当年人民社创建时出版的第一本书《山歌对唱》，那本泛黄的64开小册子，已成珍贵的孤本。我们按照原样复制了一本，展示在出版社大堂最重要的位置。我跟负责纪念画册的编辑交代，重要的历史照片一张都不能少，老职工的名字一个都不要遗漏，要千方百计展现出历史的原貌。纪念画册和文集印出来后，我一边翻阅一边感慨，从共和路85号、河堤路14号到桂春路6号，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有精彩的出版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浸润着出版人的辛勤汗水。我常想，人民社历任班子都交出了优异的答卷，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作为后来者的我们该有怎样的作为，才能不辜负前人对我们寄予的期望，才能经得起后人的审视和历史的检验。
出版事业薪火相传，出版精神赓续不断。这些年，我和新入社的青年员工交流时，向他们推荐的必读书目，就包括人民社在内各家出版社的出版史料和纪念文集。这是迈入出版行业最好的教科书。广西出版现象的经典案例，老一辈出版人的胆识和情怀，都体现在字里行间。出版是传承文明的事业，出版本身也需要传承，这种传承既包括方法论层面的内容策划、编校技能、市场意识，也包括价值观层面的人文精神、学养积淀和学术品格。历史照见未来，只有站在历史的维度不断审视、校正、对标，广西出版的传统才能得以承续和弘扬。
二、出版定位与发展定力
党社，是人民社最为鲜明的出版定位，因此，准确把握出版的政治逻辑，坚定党社这一重要的专业定位，保持发展定力，抓好主题出版，打造好时政出版核心板块，是人民社安身立命之本，也是当时人民社出版工作的总基调。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人民社先后挂牌成立广西出版传媒集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出版中心，设立人民社理论读物出版中心，实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出版工程，出版面向领导干部和基层党员的系列时政读物《领导月读》《党员阅读》，举全社之力打造主题出版精品，多部作品入选全国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目录，入选品种数量位居全国前列，一批服务大局、主题鲜明的时政图书不断推出。这些成绩的取得正是始终坚守出版定位，不断塑造党社品牌的结果。
作为一家地方出版机构，人民社同时兼具地方出版社、综合出版社的特性，因此，深耕地方出版，夯实社科出版，也是人民社发展题中应有之义。为此，人民社牢牢把握地方出版资源的制高点和主动权，在机构出版服务、地方志书整理、历史文化研究、社科成果出版等方面拓展对接，形成特色板块，体现了人民社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自觉与担当。
强化出版专业定位，既是发展目标，也是发展路径。出版社必须心无旁骛地在专业核心领域保持定力，久久为功，才能形成出版优势，实现持续发展。实际上，在过去的某个时期，在出版业片面强调产业属性、以经济效益作为唯一标准的氛围中，人民社发力主题出版的做法也曾受到质疑，被认为不合时宜。进入新时代，出版行业意识形态属性更加凸显，主题出版成为出版业的重要任务，回头审视人民社当初在主题出版上的坚持，显得尤为可贵而意义深远，当初储备的选题和维护的作者资源，也为人民社的核心板块奠定了坚实基础，带来了持续的效益。在新的发展阶段，人民社作为党社功能定位更加清晰，责任也更加重大，必将在出版格局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三、精品出版与品牌孵化
出版社能否得到社会的认可和读者的尊重，归根到底是要有好书，要有一批具有学术价值、社会影响和经得起市场检验的精品力作，培育有生命力的文化品牌，这是出版的文化逻辑，也是事关出版社持续发展的核心关键。而在人民社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对精品与品牌的追求都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的永恒命题。
基于这样的认识，尽管当时财力有限，人民社仍然克服困难，积极对接或主动策划重大项目，打造标志性精品。如接力出版社原社长李元君策划的“丝绸之路上的东南亚文明丛书”、广西民族大学李富强教授主持的“中国—东南亚铜鼓丛书”等项目，都是极具份量的大部头作品，投入都不小，班子决策出版这些重大项目，实属不易。特别是《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当时初步估算投入近200万元，创下人民社单个项目预算的新高，因此，在选题讨论时曾引起不少争议，然而社班子经过充分论证，最终下定决心，做成了这个项目。《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出版后，先后荣获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两项国家级大奖，并多次重印，真正实现了“双效”俱佳。
个别精品项目的成功固然可喜，而培育规模化、体系化的精品集群，实现产品整体的高品质，一直是社班子努力的方向。我们深知精品出版任重道远，精品理念和质量意识的塑造，贯穿于出版流程每一个环节，落实在每一个产品的细节中，而每一本精品图书的出版，都是为出版社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石，这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
从产品经营到品牌运营，是逐层递进的必然选择。初到人民社时，社里已有“麦林文学”子品牌，在大众市场上有不错的表现，但在人文社科领域，需要有新的子品牌规划，对社科选题进行归集、拓展和整体运营。一个出版社仅有商号品牌是远远不够的，面对大众市场复杂化和个性化的阅读需求，需要培育出版子品牌，逐步形成品牌矩阵，才能在垂直领域和细分市场走得更远，这是培育“大雅”品牌的初衷。“大雅”选取了较为小众的诗歌板块作为切入点，逐步向人文社科领域拓展，首推“大雅诗丛”，随后策划“新师说”系列，先后推出了《白鹭》《精灵》《庄子哲学讲记》等一批优秀的引进和原创作品，在细分市场获得了广泛好评，在人文社科出版领域站住了脚。对于人民社而言，“大雅”品牌不仅获得了作者的认可和读者的认同，更为重要的是增强了编辑做好书的自觉与自信。
培育出版子品牌是个系统工程，不仅需要精心打磨高质量的单品、规划清晰的产品线、理顺产品线之间的品牌逻辑关联，还需要有精准的读者画像和高效的营销配合，是结构、系统、方法和价值观上的高度统一。从这个角度看，一个品牌的培育需要更长的时间沉淀、更多的数量积累和更为持久的出版定力。可喜的是，今天的“大雅”品牌发展稳健，更具规模，不断丰富产品线，不断推出精品，品牌影响力得到不断提升，品牌价值令人期待。
四、融合出版的探索
早在10年前，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化对传统出版已然形成了严峻的挑战。为了实现转型升级，人民社全力开拓在数据库、手机阅读、新媒体出版等领域的建设，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先后开发了“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库”“广西网”“广西普法在线学习考试服务平台”等项目，依托“麦林文学网”举办广西网络文学大赛，在App初兴的热潮中也曾尝试各类终端应用研发。当时的融合发展思路，一是数字拓展，由纸质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化；二是产业拓展，由单一业态向多元业态转型。应该说，方向是正确的，逻辑是合理的，但由于数字技术迭代更新迅速，以及出版社当时在思想观念、版权内容、核心技术、人才储备、投入方向上的各种局限，这些探索无疑是艰难而曲折的。实际上，传统出版转型升级的成功案例并不多，更多的是经验和教训，尽管做了许多努力和尝试，当年的融合与转型并没能实现实质上的突围，这是我颇为遗憾的。出版创新是一个艰难的课题，需要更为理性的思考和持续的投入，融合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判断出版社的发展成效，可以简要概括为出效益、出精品、出人才。回顾在人民社几年的工作，出版社经济效益实现较大增长，精品出版取得了一些成果，一批骨干脱颖而出……这是全社上下共同努力交出的答卷。最为难忘的是各级领导的鼓励与关爱，班子成员的帮助和宽容，全体员工的支持和奉献。当然，工作中也留下很多不足和遗憾。欣慰的是，接任的温六零和韦鸿学两任社长带领新班子，以他们的智慧和能力，将人民社工作推向新的高度。未来，人民社的出版格局将更为宏大，发展前景更为可期，我对人民社的未来充满信心！
我调离人民社之后，不时还会接到一些作者电话，希望能帮忙推荐他们的书稿到人民社出版。的确，对作者来说，人民社是不可替代的“金字招牌”，广西人民出版社名号中的“人民”二字，意味着一份沉甸甸的信任，这是广西人民出版社70年发展积淀下来的宝贵财富。
祝愿广西人民出版社基业长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