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辈学人同声相应,三方聚力同气相求:推动上中下游合作形成古籍工作的新局面——“东亚汉籍收藏、研究及整理出版”研讨会的思考及展望

摘要:2022年5月21日至22日,由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主办,温州大学人文学院协办的第二届“古籍文献收藏、研究与整理出版”国际学术论坛之“东亚汉籍收藏、研究与整理出版”研讨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在北京、桂林、温州三…

2022年5月21日至22日,由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主办,温州大学人文学院协办的第二届“古籍文献收藏、研究与整理出版”国际学术论坛之“东亚汉籍收藏、研究与整理出版”研讨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在北京、桂林、温州三地设立分会场。会议开幕式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总编辑汤文辉编审主持,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副组长、全国高校古委会名誉主任、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安平秋教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轩庄教授,温州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陈源源教授先后致辞。安平秋教授指出,这次会议是在2022年4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后召开的,是对《意见》的积极响应,是古籍工作中的收藏与保护、整理与研究、出版与利用三个重要环节的工作者的一次大聚会,意义重大。

虽然受疫情影响,此次会议的筹备颇经曲折,会期一再推迟,会议形式一再改变,但仍有来自中国、日本、韩国、越南的70余位学者参加会议,有40余位专家学者作了主旨报告和专题发言,内容涉及东亚汉籍收藏、整理、研究、出版的各个方面,涉及面广,研究深入,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与个案研究等方面皆有不少亮点闪现。22日上午的专题发言中,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杜泽逊教授介绍了他在从事《十三经注疏》汇校过程中所利用的日本所藏相关版本的情况,论述了这些珍贵版本的重要价值。杜泽逊教授发言中讲到,海外藏宋元版书的影印出版与数字化工作,给当前学术研究创造了很多便利。杜泽逊教授的专题发言中提到的安平秋先生从足利学校复制珍贵善本的故事,不仅展现两代学人同声相应致力古籍工作的风采,也为我国古籍工作中的收藏与保护、整理与研究、出版与利用三个重要环节的通力合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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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杜泽逊教授

2012年,杜泽逊教授开始主持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重大项目“《十三经注疏》汇校点校工程”,《十三经注疏》汇校工作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对现存《十三经注疏》进行版本调查。经过版本调查和汇校实践,杜泽逊老师及其团队得出一个重要结论:现存宋元刊《十三经注疏》诸本中,比较重要的三个版本是南宋国子监刻单疏本、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经注疏合刻本(其正文版式是半页八行,故学界将其称为八行本)、南宋福建书坊主刘叔刚一经堂刻经注疏合刻附释音本(其正文版式是半页十行,故学界将其称为十行本)。这些现存的宋刊本中,有一些书或仅日本有藏,或国内有同版本的残本而日本收藏的是全本,还有一部分书之前国内虽然有藏但使用不便,而日藏宋元版书已通过扫描、影印出版或数字化上网的情况供学界使用。

在进行《十三经注疏》汇校的过程中,杜泽逊教授的团队即充分利用了日本藏的一些宋刊本,比如足利学校藏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周易注疏》十三卷,这部《周易注疏》是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半页八行,较为完整,而且每卷末有陆游之子陆子遹读书题记;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刊单疏本《尚书正义》二十卷,该书是唐孔颖达《尚书正义》文本的原始状态,只有孔疏而无《尚书》的正文、伪孔安国传;日本足利学校藏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尚书正义》二十卷,题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半页八行,收入2021年版卢伟、稻畑耕一郎主编《日本足利学校藏国宝及珍稀汉籍十四种》;日本大阪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藏南宋刻单疏本《毛诗正义》四十卷,唐孔颖达撰,不包含《毛诗》经文、毛传、郑笺,只有孔疏,北宋、南宋国子监均刊行;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毛诗注疏》,已知最早的经、传、笺、疏四者合刻本,全书已失传,日本残存有旧抄本五册(室町时代钞),由杨守敬购归,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日本足利学校藏《附释音毛诗注疏》二十卷,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陆德明释文,唐孔颖达疏,南宋福建刘叔刚一经堂刻本,半页十行,是已知最早的经文、毛传、郑笺、孔疏、陆德明释文合刻本,此后元十行本至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本,都以刘叔刚本为祖本,收入2021年版卢伟、稻畑耕一郎主编《日本足利学校藏国宝及珍稀汉籍十四种》;南宋国子监刊本《周礼疏》五十卷,唐贾公彦撰,已佚,今日本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藏室町时代据南宋监本抄写的旧抄本残卷,存三十二卷,是目前唯一存世的单疏本,在复旦大学陈正宏教授和他的博士生尾崎顺一郎先生的帮助下,拿到了数字化的高清全彩文件。

在进行《十三经注疏》汇校的过程中,杜泽逊教授团队得到了以安平秋先生为首席专家的“国外所藏汉籍善本丛刊”学术团队的鼎力支持。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唐陆德明释文《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六十卷,南宋福建刘叔刚一经堂刻本。此系清代阮元刊《十三经注疏》内《春秋左传注疏》之祖,所知存世两部,一在日本足利学校,山井鼎、物观《七经孟子考文补遗》据为主校本;一原藏清宫,后分为二,前二十九卷在北京国家图书馆,是袁克文、潘宗周递藏的,后来潘宗周的后人捐给国图,卷三十至六十藏台湾故宫。杜泽逊教授为《十三经注疏》汇校,尝谋求两岸合作影印,百计不得其果。日本足利学校藏本当时还未经影印过,足利学校的资源之前也未数字化上网,所以无从使用。2013年,杜泽逊教授到北京参加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会议,见到安平秋先生,即向安先生求教:访求海外善本,何时再到日本,请留心刘叔刚十行本《左传注疏》。并特写一笺呈给安先生,安先生郑重叠好装在衣兜内,云“明年二月去,计划内有足利”。2014年3月初,全国高校古委会安先生在稻畑耕一郎先生陪同下到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谈妥了复制足利善本的事项,最后托同行的卢伟先生转交杜教授。杜教授发言中表示:安先生帮了大忙,“老辈厚爱,一直铭记在心”。

杜泽逊教授对他在从事《十三经注疏》汇校过程中所利用的日本所藏相关版本的情况的介绍,为我们勾勒出海外汉籍回流与当代古籍整理研究出版之间的一个互动细节,更体现了两辈学人的互相支持、通力合作,致力于古籍保护、研究事业的风采。

历史上因为各种原因,或因为官方赠书,或因为外国学者、机构从中国批量搜求、采购图书,或因为来华外国学者在中国购书后带回本国,或因为外国学者受汉字文化影响、出于学术研究需要对中文古籍进行抄写、刊印,或因为战争时期的掠夺,等等,从而形成域外存有大量中文古籍文献的现状。以其中文物价值、版本价值、学术价值最高的宋元版书为例,之前根据安平秋先生等人的调查研究,现存于世的宋元版书中,大概全世界范围宋元版书有6000部左右,其中中国有4300部左右,包括大陆的3500部和台湾的800部;国外大概有1700部左右,其中日本有1000部左右,美国有将近200部(美国的图书馆收有124部),其他国家与地区有500部。像日本收藏的1000部左右宋元版中文古籍文献,有相当一批是孤本;或者是同一种书,日本藏的版本更早;或者是同一版本,日本藏的是全本,而国内只有残本。加强对这些古籍文献的研究,加大力度进行整理、研究、复制、合作,对东亚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晚清以来一代又一代的学人有意识地开展海外访书、购求、整理、编目和影印回流工作。晚清以来,中国学界出现了三次大规模的海外访书,其中的第一次为清末杨守敬、罗振玉、傅增湘、王国维等人往日本访书,对流传日本的珍善本中文古籍或影印收入《古逸丛书》,或购求原书携回。第二次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胡适、向达、王重民等人前往欧洲,找寻散落海外的敦煌文献。第三次大规模的海外访书则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北京大学安平秋教授的学术团队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人组织的专家团队。

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向关注流失在海外的中国古籍的命运,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要求:“散失在国外的古籍资料,也要通过各种办法争取弄回来,或复制回来,同时要有系统地翻印一批孤本、善本。”中央的指示为我国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提出了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先后有北京大学的安平秋先生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出版人开始在海外大规模地访求中文古籍。

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和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团队所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国外所藏汉籍善本丛刊”,以安平秋先生为首席专家,旨在全面调查国外存藏中国古籍的基础上,选取其中尤为珍贵的、有代表性的善本古籍,复制回国、影印出版,并展开相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以存藏中国善本古籍数量最多、价值最高的日本为重点突破口,积极推进整理与研究工作。目前安平秋先生等人已经把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日本国会图书馆、日本足利学校所藏宋元版古籍复制回国,并选择其中最为珍贵的进行影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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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访书的重点在于古籍文献、敦煌遗书及晚清民国时期的档案。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广西师大社积极投入海外中国珍稀古籍文献的寻访、整理与出版工作,如与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合作整理出版的“哈佛燕京图书馆文献丛刊”“哈佛燕京图书馆学术丛刊”“哈佛燕京图书馆书目丛刊”系列图书,与英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师范大学、方广锠教授合作整理出版《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与中山大学黄仕忠教授合作出版《日本所藏稀见中国戏曲文献丛刊》,等等,在海外藏稀见古籍回流、出版与利用、古籍文献整理与研究方面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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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所藏稀见中国戏曲文献丛刊》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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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师大出版社社史馆文献图书展区

在与哈佛燕京图书馆的长期合作中,广西师大出版社总结并扩展出了海外馆藏中国珍稀古籍文献整理出版的有效模式——“哈佛燕京图书馆模式”:通过海外图书馆开放馆藏资源,借由访问学者计划邀请各国(尤其是中国)学者到馆,进行某一专题或某一类型馆藏文献的学术整理,成果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应用这一模式,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人在上级领导、馆藏机构和国内外各界学者的支持、鼓励下,先后与斯坦福大学图书馆、耶鲁大学图书馆、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图书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图书馆、英国国家图书馆、新加坡国立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等数十家公私藏书机构达成同类型合作,将诸多海外珍稀古籍文献陆续影印出版,供国内外学者研究使用,并于2019年11月17日在桂林成功举办第一届“古籍文献收藏、研究与整理出版”国际学术论坛之“海外古籍文献的收藏、研究及整理出版国际论坛”,汇聚北美、日本、韩国等中国古籍文献收藏较丰富国家和地区的大批学者,为更好地做好中国海外古籍文献的回流奠定了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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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古籍文献收藏、研究与整理出版”国际学术论坛之“海外古籍文献的收藏、研究及整理出版国际论坛”

“哈佛燕京图书馆模式”,促成了馆藏机构、访问学者、出版社三者之间的连接互动,切实推动了海外古籍文献的快速、高效回流。正如安平秋先生在本次会议开幕式上所讲的,涉及古籍工作中的古籍收藏与保护、古籍整理与研究、古籍出版与利用这三个相互连接的工作(所谓的上、中、下游),涵盖了古籍工作的全部程序。这次以“古籍文献收藏、研究及整理出版”为主题的会议,是在《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出台四十天的时候召开的,我们这次的学术论坛,也正是在这一文件的指引下进行的,是对《意见》的积极响应。我们相信,在《意见》的指引下,古籍收藏与保护、古籍整理与研究、古籍出版与利用三个环节加强合作,能够开辟新时代古籍工作的崭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