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 书名
- 士人走向民间：宋元变革与社会转型
- 作者
- 王瑞来
- 出版社
- 暂无
- ISBN
- 暂无
- 出版时间
- 2023年07月
- 分类
- 暂无
- 标签
- 暂无
章节点读
【本书卖点】
1.虞云国、黄宽重、李治安、平田茂樹、龚延明等宋史、元史学术名家一致推荐。
2.一部宋元史研究领域的创新之作。本书深掘学术界向来较少触及的宋元议题，作者提出的“宋元变革”论，发展了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主张向下看历史，探索宋元社会转型，揭示明清地域社会、乡绅社会形成之基础，以及中国历史的走向，为宋元明转型之说提供坚实而有创见的新观点。
3.以登科及第后的士人命运为切入点，从中窥见宋元社会的转型。南宋时期的读书人金榜题名后，就能马上任官吗？士人在面对仕途升迁难的局面时，该何去何从？对宋元时期的读书人而言，宇宙的尽头还是“编制”吗？经商、教书、经营田产、为吏、出家……士人流向多元化，并引领了当时社会的转型。
4.微观研究与宏观视野兼具。本书在个案的微观研究基础上，以开阔的视野，建立跨朝代的宏观论述。聚焦南宋至元的二百多年的历史变革，从大历史视野勾勒中国社会由南宋历元、走入明清、走向近代的步履。
5.史料翔实，案例剖析精彩、生动，语言流畅、可读性强。通过对杨万里、周必大、黄公望、赵孟頫、管道升等人的命运展开分析，可以窥见他们面对“千人竞渡”“员多阙少”等局面时，为追求仕途升迁而奔波忙碌之窘相。作者的语言细腻流畅，见解独到而富有启迪。
6.装帧设计紧扣主题。图书封面以《十八学士于志宁书赞卷》《南都繁会图卷》为素材，封面中士人形象在主要位置，体现了士人引领社会转型，繁荣了民间的方方面面；而没有全部展露的脸部，则表达了士人流向“变”的不确定，给人一种思考。
【编辑推荐】
王瑞来先生提倡的“宋元变革论”的内涵是怎样的？它与20世纪初内藤湖南提倡的“唐宋变革论”有什么区别与联系呢？
南宋王朝偏安一隅，官职数量减少，而随着科举制度的成熟，涌现了大量的科举及第者，但是金榜题名后的士人却不能马上任官，不得不面对升官难、入官时“千人竞渡”“员多阙少”的局面，大量仕途艰难的士人何去何从？对宋元时期的读书人来说，宇宙的尽头还是“编制”吗？士人们是“学而优则仕”还是“读书不求官”？元朝一度停废科举，那些社会精英的心态和职业取向发生了什么变化？士人精英的多元流向对社会、文化，甚至对明清地域社会、乡绅社会的形成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
本书一一揭晓谜底的同时，也让您从全新的视角理解宋元社会，以及南宋以后的中国历史之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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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瑞来，史学博士，现为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并执教于早稻田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出版《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宰相故事：士大夫政治下的权力场》等中日文版学术研究和古籍整理著作27部，发表论文300余篇。专注于士大夫政治和宋元变革论两大议题的研究。
本书是一部宋元史研究领域的创新之作。作者以“宋元变革”为视角，从宋元之际士人精英的命运切入，展现了他们金榜题名后不得不面对“千人竞渡”、仕途升迁艰难的局面，在这个背景下，许多科举及第的士人心态和职业取向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做官转为经商、教书、经营田产、出家等，流向开始多元化。书中案例鲜活，史料翔实，作者将宏观勾勒与个案考察结合，展示了宋元变革下社会转型的种种样相，探索了明清地域社会、乡绅社会形成的基础，从大历史视野将唐宋变革与宋元变革上下连贯，勾勒中国社会由南宋历元、进入明清、走向近代的步履。
本书在结构上，既有大笔如椽的宏观勾勒，又有扎实严谨的制度分析，还有细针密线的个案考察，令宋元变革的历史场景有血有肉而可征可信。在表达上，知性睿智的评骘议论，细致生动的人物摹写，跳脱不羁的行文风格，让宋元变革的历史叙事情理兼具而文采斐然。凡持历史的假设是多元开放之见者，可期开卷有益，启悟匪浅。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虞云国
本书是一部在个案的微观研究基础上，以开阔的视野，建立跨朝代、宏观论述的典范著作。本书深掘学术界向来较少触及的宋元议题，为宋元明转型之说提供坚实而有创见的新观点，是微观研究与宏观视野兼具、引领开展此一研究议题的开创性论述。
——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前所长、兼职研究员 黄宽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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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同年”：地域崛起与地方认同意识的增强
在士大夫政治的背景之下，北宋科举出身的士大夫重视同一榜进士登第的同年关系，以此为纽带，在政界互相提携扶持。历史进入南宋，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在江南合一，中央赖以支撑的地方势力强盛。科举登第难、仕途升迁难等严峻状况让士人流向多元化，不执着于向上发展，而注重在地方的横向经营。这样的宋元社会转型，使知识精英的地方认同意识得到前所未有的增强。科举登第之际的活动，从传统的同年会转向同乡会，便折射了这一时代变化。
引言 从《朝野类要》的一条记载说起
南宋布衣士人赵升的官制小词典《朝野类要》最后一条为《同年乡会》，如是写道：
诸处士大夫同乡曲并同路者，共在朝及在三学，相聚作会曰乡会。若同榜及第聚会，则曰同年会。
这条短短的记述讲了京城中的两种聚会，一是同乡会，一是同年会。
“同榜及第聚会”是后者，这是自唐代曲江宴饮雁塔题名以来的习惯。到了北宋，伴随着科举规模扩大而形成了士大夫政治。作为一种政治联系。同年关系受到分外重视。登第后的同榜聚会便是在这种背景下的重要活动、聚会的关键词是同榜。
前者“乡会”的参与者则与同年会不同，是从同乡扩大到同一区域出身的官僚士大夫，以及官僚的预备队，即外舍、内舍、上舍在学的太学生。聚会的关键词是同乡。
这种聚会并不是无由头的，也与科举有关。《朝野类要》中还有一条《题名》，其中写道：“进士及第，各集乡人于佛寺，作题名乡会。此起于唐之慈恩寺塔也。若官司州县厅事，各立题名碑者，盖备遗忘尔。”这条记载的历史溯源尽管糅合了两种聚会，但还是写明了聚会的缘由与聚会地点。
一、文献的印证
不只是赵升的独家记载。在主要反映南宋后期历史事实的元人刘一清的《钱塘遗事》中，也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越四五日，乡人之官于朝者为乡会，以待乡中之新第者。”《钱塘遗事》强调的是乡会的主持者是在中央为官的乡人，缘由也是宴请同乡的新科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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